文/李梦

回顾音乐史，首演失败、日后却成名作的例子并不鲜见：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名作《蝴蝶夫人》于1904年在米兰著名的斯卡拉大剧院首演时，观众大喝倒彩甚至高声谩骂，闹得演出不得不临时中止，普契尼本人更是伤心不已，大幅修改原作，终于换来三个月后再次演出的成功。另一部如今极受欢迎的歌剧《茶花女》在1853年于威尼斯凤凰剧院初面世时，观众根本无法接受一位风尘女子成为女主角，剧中的现实主义描写也让众人深感离经叛道。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春之祭》的首演，100多年前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那个炙热近乎疯狂的夜晚，曾见证20世纪音乐史上最惊世骇俗的一场骚动……

俄罗斯历史上最出名的作曲家之一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同样无法躲开“首演失败”的魔咒，甚至这魔咒在这位忧郁敏感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柴科夫斯基一生创作丰盈，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尤其是如今频繁出现在音乐会曲目单上的那些经典名作，在首演时都逃不掉失败的命运；更让作曲家愤愤的是，他因为敬重并欣赏某些演奏家而将自己的作品题献给他们，而那些心高气傲的音乐天才根本看不上这份静心准备的礼物，甚至会出言侮辱。

与我行我素的普契尼或是谦卑隐忍的布鲁克纳不同，柴科夫斯基尽管常常因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旋律而撕毁手稿，却从来不会仅仅因为他人欠缺公允的评价而删改己作。你说他是出于自尊心或是性格中固有的倔强也好，说他对自己的创作素有信心也罢，柴科夫斯基一旦听闻独奏家不愿演奏自己的作品，即会毫不犹豫地将作品题献他人。待作品由他人成功演出后，原本被题献的那位演奏者也便不得不承认自己先前的判断有误，一反此前的嫌弃态度，成为老柴作品的拥护者与推广者。如是说来，柴科夫斯基虽说忧郁敏感，却不乏主见。而后世爱乐人如你我，也的确应该感恩他这般坚持己见，不然，我们又去哪里欣赏那些高妙或深沉的杰作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只要一点由衷的话，即使不表扬……”

柴科夫斯基并不是莫扎特那样的天才作曲家（8岁已能写作交响曲），也没有门德尔松那样有钱有闲的好运气（自小在充满爱、音乐与艺术的富有家庭中长大），半路出家的他，19岁之前一直在圣彼得堡的法学院读书，原本希望依循父亲的愿望进入法院工作，却因为受不了法院事务的刻板无趣，加之自小对音乐的热爱，而在22岁那年辞去薪资丰厚的法律工作，前往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读书。如今，这座音乐学院因为“柴科夫斯基的母校”而广为人知，而在当年，它的创立也颇有一些突破和创新的意味。

事缘1862年，知名钢琴家、作曲家兼指挥家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1829-1894）与他的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Nikolai Rubinstein，1835-1881）以及数位彼时俄罗斯知名的音乐家创办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将西欧音乐的教育传统及演奏风格带至本国。这在当时是极为新潮的做法，要知道19世纪的俄罗斯音乐一直沿循格林卡（Mikhail Glinka，1804-1857）的传统，由“五人团”（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高沙可夫、鲍罗丁与居伊）引领，素来推崇俄罗斯音乐传统，对西欧风格兴趣缺缺。柴科夫斯基选择就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可见他那时或已倾向于在俄罗斯民族音乐之外探索抵至音乐理想的新途。如今我们重温老柴17岁青涩年纪时写下的第一首作品《我的天才，我的天使，我的朋友》，不难发觉其中的浪漫主义意味，竟隐约有些舒伯特艺术歌曲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