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静|By Wen Jing

选自《新知》总第14期--春暖花开造房子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的设计方案，几经波折最终回归了木结构传统的温柔乡。进入最终角逐的两套方案分别来自伊东丰雄和隈研吾，两位大师都借用了日本古代木构建筑的意象来阐述方案的“日本风格”。伊东方案注重基地毗邻明治神宫的地区性格，在场馆外围排列巨大的木柱再现了古代祭祀空间的柱列，来渲染奥运主会场的神圣感;而隈方案则借鉴日式传统建筑中的敞廊，设计了能够提供大面积阴影的木屋檐，屋檐的纵向肌理使人联想到法隆寺五重塔的层层出檐。最终两个方案“日本风格”的得分差距甚微，然而它们各自对“日本风格”的理解与表达，确实牵扯出了一个很建筑史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日本风格”?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回答，我们只能从梳理日本建筑历史的过程中去收获自己的理解。

国家宗教——两种不同的永恒

日本列岛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出现了铺设地板的木构建筑。这种建筑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穴居住宅，而是将木柱插入地中夯土固定，柱子上方支撑楼板和屋顶。后人认为这种建筑形式来自种植水稻的大陆南方民族，并将其称为“高床建筑”。高床建筑传入日本后，因其高耸的外观和所代表的先进稻作文化，很快就被赋予了社会意义，成为统治权威的象征。

高床建筑的政治权威第一次遭遇挑战，是公元6世纪佛教建筑的传入。公元588年，百济国王派遣工匠来到日本，协助日本着手建造第一座佛教寺院:飞鸟寺。其后，飞鸟地区的豪族中间兴起了建设私家佛寺的大潮。后人把这一时期基于朝鲜建筑技术的建筑风格称为飞鸟样式。如今，我们还能透过法隆寺中的几座遗构一窥当年风靡一时的飞鸟样式。法隆寺西院中现存的金堂、五重塔、中门、回廊被推测修建于670年前后，它们坐落在高大平整的台基上，充满力学美的木结构、富丽的金属饰件、精美的瓦当，没有一处不在彰显着文化的优越性。(图1)

飞鸟样式的棱柱、云形斗栱、人字栱等造型特征，与中国六朝时代的建筑有许多相似之处，反映了六朝样式在朝鲜半岛的遗留。虽然这种大陆旧式风格在真正的中国建筑传入之后很快被冷落，但是飞鸟时期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带动了日本原有建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不久以后中国建筑样式的传入完成了技术铺垫。

公元673年，天武天皇登基，他一方面积极吸收先进的唐文化，仿照唐朝的社会制度建设律令制国家;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扶持日本本土文化，避免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日本传统的佚失。天武天皇亲自规划设计的藤原京中，宫殿寺院都呈现一派清新明丽的初唐气象，被后世称为“白凤样式”。奈良药师寺东塔是仿照藤原京中的原物修建的，也是现存唯一一座白凤样式的建筑。这是一座三重塔，自上而下却有六重屋檐，这是因为塔身每一层都带一圈副阶，日文称作“裳阶”，就像为每层都系上一条裙子。整个木塔的造型活泼生动，更有空中楼阁般的轻灵。事实上，日本的木塔是不能登临的，因此这些造型手法所追求的是极致的外观。2009年起，药师寺东塔开始实施为期10年的落架大修，工程落成之后，这座白凤美术的丰碑还将继续矗立下去。(图2)

天武天皇在建筑史上的另一大功绩是创作了神社建筑。他首先整合地方信仰开创了国家神道，而后在先进的佛教建筑席卷日本的时代背景下，刻意保留了传统高床建筑并将其作为神社建筑的基本形式，同时制定了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制度。伊势神宫自天武天皇之后每隔20年(虽偶有停滞)在旧宫的旁边原样建设一座新宫，周而复始。这种周期性的再造不仅包括建筑，祭典用的礼器、武器、衣物等也都要重新制作。因此，依托式年迁宫制度，建筑技术、各手工行业的尖端技艺乃至完整的国家祭礼都得到了传承。可以说，天武天皇用式年迁宫制度树立起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它展现着一个统一王朝的自信，也寄托着让王朝精神得以永生的期冀。2013年，伊势神宫完成了它历史上第62次式年迁宫，并将继续以其独特的方式书写永恒。(图3)

公元710年，朝廷从藤原京迁都平城，日本进入了奈良时代。这一时期与唐王朝频繁的往来使得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变得更加从容和理性，对于佛教也由初期的一味崇拜转而开始注重教理的研习。圣武天皇提出“佛教镇国”的基本国策后，大量的学问僧聚集到平城建立了南都六宗，佛教团体的势力开始迅速壮大。公元741年，圣武天皇下令在全国各地建造国分寺来推行佛教镇国。作为统领各地国分寺的总寺，又在平城京东侧举全国之力修建了规模巨大的东大寺。东大寺是象征国家权力的佛教建筑的顶峰，它的建成也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日本文化从中华世界的独立。(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