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没编、工资减半”：在劳务派遣岗挣扎的年轻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10-05·阅读时长27分钟
不再陌生的劳动派遣
有时张闯也会想，自己怎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劳务派遣人员。
2019年，张闯从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顺利找到一家国企的工作。那时，他与企业签订了正规的劳动合同。但他留意到，身边有很多大专学历的同事，签的都是劳务派遣合同。现在回忆起来，他有印象：大家干的活儿好像没什么差别，但他们的工资比自己低，也没什么晋升的空间。不过那时，这些差异与张闯无关。他天然认为，这是学历带来的差异，从没想过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劳务派遣。
2023年下半年，张闯选择回到东北老家，进入本地一家国企。这家企业告诉他，每年统一开放入职时间是4月份，他可以先和公司合作的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等第二年再直接跟公司签劳动合同。张闯没多想，一口答应下来。工资和福利待遇算下来，他的收入和正常入职几乎“对半砍”，但他想，毕竟这是暂时性的，明年就好了。他也确实没什么别的选择。土木工程专业的就业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老家的工作不好找，错过这个机会，他还不知多久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县委大院》剧照
没想到，到了第二年，公司通知，由于企业人员需求限制，不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入职的所有人都只能签劳动派遣合同。没“正式入职”的他也在其列，无法“转正”。对这个结果，张闯实在无奈，只能“先干着再说”。让他想不通的是，在公司对自己的学历、能力都认可的情况下，为什么自己还是只能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像张闯成为劳务派遣人员的人还有很多。劳务派遣指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却被派到另一家单位工作。劳动关系发生在劳动者和派遣公司之间，而负责日常工作安排、指挥和管理的，却是接受派遣的“用工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其概括为一种“劳动关系与劳动力使用相分离”的特殊用工形式。
劳务派遣制度落在现实中，几经变化。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告诉本刊，我国劳务派遣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建立驻华代表机构，劳动用工也多了起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外企驻华代表处不是独立法人，没有直接雇佣中国员工的主体资格。为了解决外资机构合法雇佣本地员工的问题，我国设立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要承担人事代理、档案管理、涉外用工合规的职能，这就是最早的劳务派遣。
《年会不能停》剧照
当时，劳务派遣员工就职于外企或外企代表机构，就业稳定，福利待遇相对较好，并不存在目前的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
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企改制和下岗分流，大量职工需要安置。各地劳动部门和国企兴办劳务公司，把劳务派遣作为再就业缓冲载体。劳务派遣能够为下岗人员提供临时性岗位，缓解大规模失业冲击，成为政府主导的就业托底手段。当时，长三角、珠三角出口制造业扩张，订单波动大。企业需要旺季快速增人、淡季缩减人员，劳务派遣作为弹性用工方案，用来承接短期、辅助岗位，属于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
劳动派遣真正开始发生实质变化，始于2008年1月1日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娄宇介绍，劳动者长期聘用和解雇保护制度被写入法律，直接用工的解雇成本、长期用工责任显著提高。出于节约人力成本的考虑，企业开始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尤其是采用编制管理的国有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更倾向于使用灵活自由的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甚至出现了逆向劳务派遣，即把本单位原有正式员工辞退，再由自设劳务公司派遣回来。
《派遣员的品格》剧照
《劳动合同法》出台前，人社部门估算全国劳务派遣人数约2000万人，到2011年年底，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国劳务派遣工已达到约3700万人，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1%。
面对这个始料未及的新状况，2012年，针对劳务派遣问题的修正案草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收到55万余条意见，2014年3月1日，《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施行，具体化了“三性”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下简称“三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替代工作的岗位。劳务派遣人员与正式员工应“同工同酬”。
劳动派遣这种特殊用工方式有其合理性。在一些基础性、季节性的岗位上，劳务派遣被应用的很广泛。今年57岁的徐超曾入职过一家保安公司，工作地点是由保安公司派遣，去了当地某家银行。如果银行无需用人或对他不满意，他将被退回到保安公司，“再分配”到其他企业的保安岗位上。
《你是我的荣耀》剧照
他并不介意为何不是银行直接招聘的自己。事实上，拥有这样派遣的机会，让徐超感到非常幸运。他之前一直四处打工，随着年纪增大，工作越来越难找，只能做保安，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元。在进入这家公司前，他做过3年保安，一直在到处“打零工”，通常能找到的活儿是小区物业私下的招聘，不签订劳动合同，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元，也不稳定，“今天看你不顺眼，明天就让你走”。而进入保安公司后，他穿上了统一的制服、拿到了“五险一金”，在他看来，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
人社部2014年制定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补充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但在现实中，这种限制似乎有些“失效”，许多企业越来越多的选择了劳务派遣的方式。一位民营企业的财务经理告诉本刊，她所在企业一度有近百名员工，但正式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的只有不到20人。
娄宇介绍，企业使用劳务派遣，主要有三种方面的考虑：有的企业希望隔离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社保、工伤纠纷由派遣公司承担，降低企业人事管理与用工合规风险；有的企业想要控制人工成本，压缩福利待遇、减少经济补偿支出；还有一些国企、机关单位受工资总额、编制限制，派遣人员不计入本单位正式员额。
《骄阳似我》剧照
种种考虑之下，劳务派遣并不像大众想象的临时性、辅助性岗位。它的规模越来越大，也远远不再限于一些基础性的岗位。
劳务派遣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后，自媒体博主河森堡发了一条微博，表示他2011年入职国家博物馆（下简称“国博”），工作9年，其其实就是一名劳务派遣人员。河森堡的评论里充斥着惊讶，“连你都是劳务派遣？”“真的没想到”。河森堡对这些反应并不觉得意外。他自己也一度没想明白。
复杂的“叠加态”
其实，正规的使用劳务派遣，对企业来说并不省钱。娄宇告诉本刊，根据规定工，用工单位应提供劳动保护、支付加班费、执行同工同酬。因用工单位管理原因造成员工损害，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同时，用工单位的解雇成本、无固定期限合同压力转移给派遣机构，在劳务派遣中，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劳动关系解除、经济补偿金名义上由派遣公司承担。
但落到实际上，制度就出现了变形，许多劳务派遣的模式并不合法合规。
新冠疫情期间，李诗琪通过当地卫健委公开招聘的劳务派遣岗位进入本地一家卫生院，至今已工作超5年时间。她说，自己和其他护士的工作内容没有区别，也是通过官方途径招聘进来的，但工资和福利算下来，只有正式职工的一半。她心里知道这并不公平，但她觉得可以接受——正式带编岗位的招聘学历最低要求本科，而她只是大专毕业，工作稳定就好。
《无尽的尽头》剧照
没想到，今年，她被通知不再续聘。失去工作外，李诗琪陷入了新一轮的麻烦——劳务派遣公司和卫生院都不愿意承担违约金。而且，签订合同的劳务派遣公司经过了一次更换，实际工龄认定也成了一个问题。“裁员”的赔偿是个合理诉求，她决定要争口气，选择了进行劳动仲裁。究竟谁应该承担责任、工龄怎么算，她也搞不清，索性把两方一起列为被申请人，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
李诗琪记得，开庭的时候，氛围可以称得上“一团和气”。李诗琪诉苦，说自己上班多辛苦，考试多麻烦才进的卫生院。卫生院的人连说“对对对”，都承认，不过——你没和我们签过合同，我们的确是不赔的。李诗琪说，那签合同一方总得赔，劳务派遣公司又不乐意，说“我们没赚到你们钱，是卫生院解聘的你们”……最后，没吵出个结果，现在李诗琪还在等待判决。
一位长期调研劳动派遣相关话题的法学学者告诉本刊，选择劳务派遣，企业也有自己的无奈，比如，合法合规的用人成本实在太高。一位企业管理者曾告诉他，“我们这边还是个小企业，但是为了解除一个员工劳动合同，花了60万”。今年，社会保险费（注：俗称“社保”）要求足额缴纳之后，许多企业又多了一笔支出。
《逆行人生》剧照
对于一些国企来说，情况又不一样。国企用工受到工资总额的限制。劳务派遣可以以这种外签劳务协议的形式，把这笔款打给派遣公司派遣单位的，走的是生产成本，而不是走的工资总额。一位国企人力资源经理告诉本刊，她所在企业已经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劳务派遣，而是直接把很多项目外包出去，和外包公司签订合同，而不对接具体的劳动者。
现在，许多私企也沿用了这套模式。一位民营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介绍，许多企业看重的无外乎招聘效率、成本与安全。许多大规模公司对“人效”（注：人力成本与经营结果的投产比）有考核要求，劳务派遣人员属于外包性质，不计入公司员工数量，统计结果看起来人效会更高，实际成本上，五险一金与年终奖每年也能省出几万元。
在娄宇看来，法律完善了对劳务派遣“三性”和“10%”的限制，但“三性”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例如10%的基数是该企业内部的全部职工总数，还是集团职工总数，还是部门或者某个岗位的职工数，对于这一点并没有统一规定。再比如，“替代性”采用的是岗位和情形列举的方式，以等字兜底，哪些属于“等”的范围，也没有统一。
《年会不能停》剧照
前述匿名学者告诉本刊，法律条文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地监管部门的落实和投入。一方面，和欠薪、工伤等尖锐矛盾相比，劳动派遣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去解决的问题，很难投入极大精力去解决。另一方面，劳动派遣一般归人社部门管理，但以区级划分，数以万计的企业，需要多少监察人员，才能一一去核实基层用工情况？
在这位学者看来，法律层面外，还有一些社会因素。从劳动者角度来讲，当处在严重的买方市场状态下，许多工作“但凡给点钱就有人干，不需要保障的人多了去了”，内卷之下，法律的规定很难落实到现实当中。而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如果严苛的对用工规范进行要求，企业因用工成本高搬迁到其他地区，该地区GDP将会受到冲击。规模越大的企业，造成的影响越大。因此，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也被一些地方忽视。
随着企业形态越来越多，用工需求差异增加，试图规避用工投入与风险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看来，现在讨论劳动派遣，已经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它已经被演变出了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假派遣真用工、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等各种形式。
《欢乐颂》剧照
“我们就相当于在一个一个水库里边，这个水是分若干层的。每一个层有不同的鱼，大鱼、小鱼都不一样。每一层的企业类型都需要找到适应它的那种用工的模式。所以整个你看下来就是个叠加态。”王天玉说道。“前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我们说劳动派遣现在这种状况，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问题是要认识到它复杂的成因。”王天玉说道。他还记得，今年一位政协委员曾提出建议废除劳务派遣制度的提案。对于这种说法，他感到有些无奈：要是用单纯的劳动合同，我这么说，大量的人会失业的。你不这么用，你用什么呢？
当我问到能否提出一个对劳动派遣制度理想化的规范时，王天玉直言，这个问题就“太过理想”。在他看来，要改善现状，要坚持实用主义的标准——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动用多大的行政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效果。他想了想，说：“还是要从人力资源市场的自身的规范化起步”。
没有选择的劳动者
河森堡第一次听到“劳务派遣”这个词，是在新员工入职会上，会快开完了，领导突然说了一句：“你们知道自己是劳务派遣吧？”
“当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说话。没人站出来问这到底什么意思，也没人一拍桌子说’凭什么是劳务派遣，那我不来了’。”河森堡回忆。他自己是在学校里看到国博的招聘海报，经历笔试面试入职。入职后，他发现自己所在部门，约有1/3的人都是劳务派遣。
河森堡把当年的选择，归结为“刚毕业被社会上了一课”。在他看来，自己作为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孩儿”对劳务关系、法律规定这些是没什么概念的。如果当年的自己有一些社会经验，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但他转念一想，“就算我们知道劳务派遣和正式不同，我们好不容易过了面试，找到了一份工作，就不干了吗”？
劳务派遣的身份下，每个人的处境与选择都不同。对李诗琪来说，她的困境并不源于年少无知，这份劳务派遣的工作，反而是她权衡利弊，精挑细选后的做出的一个选择。
《180天重启计划》剧照
2010年前李诗琪大专毕业后，选择去了一家民营医院。没有考编制，是因为不想太辛苦，去大医院不可避免要值夜班，小地方的卫生院听起来，又没什么发展前景。但随着她所在的民营医院绩效延发，她产生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开始寻求新的机会。这次，她的目标变为了，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刚毕业时，三甲医院事业编的报考要求还是大专。但在她想要换工作时，发现水涨船高，几乎所有带编岗位的报考要求都变为了本科。当看到这家卫生院招人时，尽管清楚知道这是劳动派遣的岗位，但她怀着一丝“侥幸”心理。
一方面，她是在当地卫健委官方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又经过笔试面试，她想，经过这么正规的流程，费这么大劲把人招进来，肯定不会随便开掉。另一方面，她也和身边人打听，大家都说，这种“体制内”，如果不犯什么大错，一般不会被开除。
现实给了李诗琪沉重的一击。她和另外几名同为劳务派遣的同事都被告知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她试图争取留下，去找领导商量，希望能看在“干了这么多年”的份上留下她，转成合同工也好，没想到领导直接说了三个字：“不可能”。目前，李诗琪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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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知只能以劳务派遣的身份继续做后，张闯也动过离职的念头，但他找了一圈，都没发现更好的工作机会——好的工作自己够不上，能够上的，工资待遇不如现在这家。
张闯的领导也盼望着部门里几个劳务派遣员工能转正。“不能进人”的要求他改变不了，为了留住部门的人，领导会把每年的奖金进行再分配，让大家尽量“多劳多得”，至少在工资上，张闯和其他同事没什么太大差别。
尽管如此，身份问题仍让张闯时不时有种“有今天，没明天”的忧虑感。现在，他准备备考公务员。
在河森堡看来，劳务派遣对用工单位和个人来说都可能是一种损失。他说，入职时，他被理想主义照耀，认同理想、热爱与奉献。但现实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他，自己的“身份”意味着职业发展的希望有限：工资条发到每个人的桌子上，正式员工的宽出一截，他的却只有短短一条，约是正式员工的70%。公派去国外博物馆学习的机会只会让正式员工去，轮不到他。有时也会听闻，其他部门有劳务派遣的员工因为一些小事被要求离职，让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一次，他和同为劳务派遣的同事一起坐地铁回家，两个人四目相对，却都愁眉苦脸的，一聊起来，发现大家的困惑相同：二十五六岁了，一事无成，好像也没个盼头，这可怎么办？
《时光正好》剧照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理想的保质期大概在5年左右。”河森堡在微博上这样写道。“我讲得精彩生动，不会因此多拿一分钱工资，我背点水词把讲解糊弄过去，谁也找不出我的茬。……当年在各个博物馆交流时，见过很多这样心灰意冷的同行，他们事业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几年，就在这种外部施加的自暴自弃中荒废了。”
河森堡开始到处“打零工”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他给小米设计过手机主题、给艺术家做过周边，给淘宝店做页面设计。2016年，一次讲解后，有位观众告诉河森堡，他讲的这么生动，可以去把讲解的内容发在知乎上做“自媒体”。河森堡的自媒体很快就做的有声有色。对此，单位有意见，说他开了个“坏头”，让劳动派遣的员工们人心惶惶，都不把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了。可河森堡想的，既然没有在单位得到足够的保障，就只能自己找出路。2020年合同到期，国博通知河森堡不再续签。
（文中张闯、徐超、李诗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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