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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中午，福建泉州晋江市陈埭镇江头村，气温高达36摄氏度，闷热难耐。

12点半左右，在村里的一家鞋厂工作的孙青，听到了一辆辆消防车的警报声，“哪个厂又着火了？”鞋厂着火在当地并不罕见，面积5.6平方公里的江头村，密布着大大小小280余家鞋厂，超5万人口，鞋厂、居民楼和饭店混杂交错，“消防隐患长期存在，村内大小火灾时有发生。”一位村干部在接受媒体访时也曾提及。

下午接近2点，孙青无意中刷到视频，着火的鞋厂叫辉腾鞋厂——他的同村好友张天明工作的地方。张天明37岁，刚刚来到厂里工作三天，在四楼的针车车间做小组长。工厂距离孙青打工的地方只有1公里。上午10点，两个人还发过消息。孙青慌忙赶去辉腾鞋厂。路上，他一直给朋友发微信、打电话，手机关机，消息也未回复。距离工厂300米时，孙青被拦在警戒线外。

孙青挨个向围观的人打听张天明。有两个老乡说中午11点55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对方。当时他们喊张天明一起下班，他说手头还有点事，想把活做完再下班。“火灾蔓延前，一楼有工人发现总闸处线路起火，拿灭火器扑灭了明火。但几分钟后，发生了爆燃。”

12点04分，有人拨打了消防救援的电话。3分钟后，正在沿街店铺吃饭的鞋材老板梁鸿接到员工电话，说厂里突然停电了，透过窗户，员工看到对面的辉腾鞋厂着了火。辉腾鞋厂与梁鸿的鞋厂同在一个“凹”字形的厂房楼群里，楼群的唯一出入口在“凹”口处，进门左侧是辉腾鞋厂，正对门是前后纵深排布的三栋宿舍楼，右边是梁鸿的鞋厂。中间的空地则是停车场，停放着大量电动车和小汽车。

梁鸿距离厂里只有一二十米，饭都没吃便跑回来。待他走进大门，辉腾鞋厂已经黑烟弥漫，一层层热浪扑打过来。宿舍楼底，辉腾鞋厂的老板搭了一个铁皮棚子，里面堆放着大量鞋底，如今也已熊熊燃烧，火苗四周乱窜。梁鸿赶紧安排自己厂里的工人撤离。

下午2点，在附近干活的的王凯联系了消防员，开着2米宽的高空登高车赶来帮忙。王凯告诉本刊，“凹”字形的厂房楼群周围都是密集的房屋，只有大门一个入口。等他进门后，整个救援好像已经告一段落，厂房从外面已经看不到明火，整栋大楼都是乌黑的，楼顶也看不到人呼救，也看不到伤员或幸存者。他只看到旁边停了几辆救护车，消防员正坐着休息，只剩直升机在飞。等待半小时后，发现用不着自己，王凯便离开了。

2026年7月9日，福建晋江陈埭镇江头村参与火灾救援工作的消防车辆 （图源｜视觉中国）

此时，被拦在警戒线外的孙青，也终于放宽了心。他刷到了火灾现场的视频，看到很多工人爬到了五楼楼顶，有工人带着小孩泡在楼顶的蓄水池里，还有三个工人站在楼顶围墙的顶端，光着上身，消防员在楼下给他们喷水降温。孙青一眼认出，中间的人正是好友张天明。悬了几个小时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在派出所登记信息后，他回到了出租屋等待消息。

下午4点45分，孙青接到了张天明母亲的电话。说中午12点50分，儿子还给她打过电话，说厂里发生了火灾，但他没事，让她不要担心。但之后她再也联系不上儿子。挂断电话，本来已经放松下来的孙青，突然感觉胸口像被堵住一样，喘不过气，眼泪顷刻间流了下来。“我感觉到了（他可能不在了）。”孙青说。

这个32岁的男人，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哭了两个多小时。老乡打来电话，说张天明的身份已经确认，火冲上楼顶时，他从五楼跳下坠亡。晚上7点，孙青跑去火灾现场，趁人不备，他偷偷钻过警戒线，走到了工厂的后面。他看到掉下来的漆黑的电线，厂房的五楼还能看到明火。

大火焚烧后，厂房内外面目全非 （图源｜视觉中国）

作为“中国鞋都”晋江的核心产区，陈埭镇拥有7000余家鞋企，年产超10亿双运动鞋，全球每5双就有1双来自于此。周正良的鞋厂距离辉腾鞋厂只有几百米。火灾以后，夜里11点，他还在应付消防检查。周正良告诉本刊，原来村里的工厂都是村办企业，一家家从小作坊做起来，分布密集。很多厂房也都是自建房改造而成，每家都不是很规范。数名辉腾鞋厂的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车间、楼梯口和通道均堆放着大量鞋材、胶水等易燃物，火迅速从一楼向上燃烧。“防火是老问题。”周正良说，“晋江的鞋厂前几年也发生过一起火灾，也有伤亡。”

周正良说，最近几年，村里相关的安全管理也日益严格，村里实行网格化管理，每周都来检查一次，检查灭火器、安全通道和喷淋系统等。根据媒体披露的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7月7日监管部门已经发现了辉腾鞋厂存在的两条安全隐患——门口乱堆货物、配电箱下放电风扇，此外，工厂也没有标准工业厂房应有的喷淋设备。

陈辉去年在辉腾鞋厂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那段时间鞋厂很忙，五楼原本是成品鞋仓库，也开了一条成型流水线，需要赶货就请临时工在五楼干活，没有生意就停线。陈辉告诉本刊，正常来说，成品鞋要放在成品仓库，但那时没有成品鞋仓库，货物做出来全放在车间里，“堆不下就搬点下去，做出来后客户验完货就装车运走。”

“鞋厂的可燃物管理很差。”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升向本刊分析，鞋厂一楼发生火灾以后，大量的胶水、塑料、海绵等鞋材，燃烧速度十分迅速，且不易灭掉。“此次火灾最大的问题是火的蔓延问题。”许传升说，鞋厂的楼梯口和楼顶均堆放大量鞋材，以及每层楼之间没有做好防火区隔，才导致火顺着楼梯烧上去。孙青得知，此次死亡的28人，主要是四楼的工人，来不及逃跑。

周正良与辉腾鞋厂多年前曾合作过一次。他告诉本刊，这家鞋厂是本地人创办的，厂房也是自己的，有几十年历史，如今已经传到了第二代——30多岁的儿媳手里。工厂先后改过多次名字，如亿丰、万利来，十余年前改名为辉腾。辉腾鞋厂规模不大，有两三百个工人，两条生产线，是一家中等规模的鞋厂。

刘鹏是附近一家中型鞋厂的管理，他在晋江各个鞋厂工作了十几年，对里面的生态十分了解。他告诉本刊，位于头部的是品牌大厂，如安踏、特步、361，员工动辄几千上万人，消防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其次是高端代工厂，比如周正良的工厂，规模虽然只有两三百人，但常年接的是海外订单，合作的是FILA、Kappa、Bata等知名品牌，标准要求也很高。周正良告诉本刊，每半年他都会让电工排查一次线路老化问题，每层均安装有感应装置，可以及时发现电路问题。他向我展示，工厂每层都安装了红色报警器，有专职的管理员监督，一旦发生火灾能够立刻知晓。

尾部则是低端代工厂和村镇小作坊。辉腾鞋厂就属于这一类。周正良告诉本刊，辉腾鞋厂没有自有品牌，主要是做低端产品的代加工，有次周正良这边订单做不完，也曾让辉腾帮忙加工过一次。不像品牌大厂和高端代工厂，低端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有限，只能赚取一双鞋3-5块的加工费，在管理上也更为混乱。

最近几年鞋厂不景气，也放大了管理的问题。周正良说，疫情时行业还迎来一个小高峰，家家户户都不缺订单，订单的利润也很客观，每年鞋厂都能生产150-160万双鞋子，还要外发给其他工厂，帮忙加工二三十万双。现在订单量下降了20-30%，订单也更加零碎，以前200万双鞋只有150个款式，现在150万双鞋就有180-200个款式。

“做零碎订单压力很大，工人刚刚熟练就要换款式，效率很低，经常要赶货。”周正良说，零碎订单利润很低，工人工资也在降低，“以前做得好的工人一个月能挣到一万多，现在只有八九千。”但因为订单零碎，工人的劳动强度却加大了，常常“忙得脚不沾地”。周正良说，此次遇难较多的四楼针车工人，他们是计件工资，都是“加班埋头苦干的人，想加班多挣点钱。”

一些鞋厂开始降本增效。刘鹏所在的工厂原来有约400名员工，去年裁掉了五六十人基层员工，包括五十多个一线工人、两名清洁工和两名保安。“楼梯走廊很脏，地板都没人去扫，保安不够，没人看门，其他大门就锁起来。”管理的不规范体现在各个地方。像辉腾鞋厂，实际工人两三百人，只有12个工人参保的情况，在刘鹏的厂里也是如此。刘鹏说，为了逃避缴纳社保，人事让工人统一签署一份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合同，不签字默认开除。担心事情败露，今年厂里财务又做了假账，把刘鹏8000元的固定工资，写成是基本工资2200元，社保1500元和加班费4300元。“即使给个别工人缴纳社保，也要从工人工资里扣除。”

“五六年前工厂的工人四川、贵州、江西的偏多，我们河南的很少，20多岁的年轻人占比有六成。”一位六七年前在辉腾鞋厂工作的女工告诉本刊，她来自河南驻马店，当时20岁出头的她在一楼冲床车间压鞋样，一个月2800-3000块钱。到陈辉去年进厂时，辉腾鞋厂的工人以70-80后为主，再大点还有60后的，90和00后已经很少。

工作人员在火灾厂房的楼顶开展事故勘验工作（图源｜视觉中国）

张天明37岁，身高一米七的他，长着一张瓜子脸，皮肤白净，浓眉大眼。在表妹于莉莉印象里，表哥很爱笑，笑起来总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于莉莉说，新闻里只有数字，她想要好好讲一次，表哥“短暂、辛苦、一辈子都在硬扛的一生。”

张天明出生在江西赣州一个农村家庭，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村里至今未通车，到了镇上还得得坐摩托车、面包车或者开车13公里才能到家。张天明兄弟两人，是家里的长子。从小，他就是所有小伙伴的领头羊，于莉莉记得，当时大舅家建了一层的水泥房，楼下堆着沙子，表哥是第一个带头跳下去的人，“很有胆量”。平常家里婚丧嫁娶，都是表哥安排事情，收礼金。他也很讲义气。孙青记得，有次他的女朋友被两个工人骚扰，他跟他们打起来，头上被砍了一刀，缝了六七针。听说此事以后，平常性格温和的张天明，直接拿着砍刀，来到那两个工人住的六楼宿舍，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敲门。

张天明只有小学学历，14岁就去县城当搬运工，扛起一家的开销。孙青回忆，张天明的父母在家种田，当时他的弟弟只有8岁，家里还收养了一个8岁的妹妹，一家四张嘴都指望着张天明。张天明不抽烟，那时他一个月挣300块钱，到年底回家给了家人2650块钱，自己几乎没有花钱。直到弟弟妹妹长大，他才学会抽烟。15岁开始，他就跟着亲戚一起来到晋江鞋厂打工。

工作几年，18岁的他结婚生子，妻子接连生下4个孩子，如今大儿子已满18周岁，最小的女儿才11岁，都在念书。是他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那时车间不允许加班，张天明会翻窗户进去偷偷加班。张天明非常勤快，他常常早上7点多就去上班，中午连班，直接带饭去厂里吃，吃完接着干活，晚上一直干到11点。厂里每月发工资那天，他才休息一天。“他的工资都是他一脚一脚、一针一针踩出来的。”孙青说，张天明去过很多工厂，“在所有厂里他的工资都要拿第一。”

工作几年以后，张天明逐渐从一线技术工人，升为组长、科长、主任，最好时还做过厂长。但张天明并不甘心一辈子打工，“他想闯出点东西来”。2019年，他与别人合伙在晋江市池店镇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厂，做服饰和鞋子。于莉莉说，表哥那时投入了20万，自己既要接单，管理，还要做工。但开厂第二年便遭遇了疫情，投的钱全亏了。于莉莉说，表哥把车子卖掉，老婆也跟他离了婚。那几年，张天明找舅舅舅妈借钱，找于莉莉借钱，找堂弟借钱，每次借一两万或者两三千块钱，只为了工厂周转。她能体会到表哥的心累，“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婆都不支持，没有任何人给他支持。”张天明就这样强撑了几年。于莉莉眼见着表哥的笑容少了，变得愈发沉默。

去年年初，张天明开始重新找工作。他联系过于莉莉一次，让她帮忙介绍上海这边的工厂。于莉莉给他找了一个电子厂流水线的活，一个月加上加班也只有8000块钱，他没去。后来，他还跑过外卖。之后，又重新回到鞋厂上班。在来到辉腾鞋厂前，他在一家鞋厂负责发货，还兼职做鞋样品，两份工资加在一起，一个月能拿一万多。

出事前，他还给母亲打电话，两人有说有笑。他惦记着女儿考上了大学，说年底回去要给孩子办升学宴，又给母亲转去200块钱，叮嘱她把家里的欠账结了，日子安顿好。于莉莉说，那时舅妈家里线路老化短路，灯都没有，已经乌漆嘛黑过了一两个月。那天刚好在找人更换电线，表哥便转钱过来，让她别欠别人的。

（文中除许传升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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