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不上班，我对流行二十年的职场信仰祛魅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7-13·阅读时长2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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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人可以把热爱的事干成工作，为什么我们仍然难逃倦怠?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lafuenty

热爱为何让人疲惫？

休假中，我去一位盛情难却的朋友家吃饭。聊到后半夜，说起我休假的原因，她惊讶地问我，怎么连你也燃尽了？接着像安慰我似的说，最近身边好多人都这样。

她用的词是“burnout”，一般翻译成“倦怠”，不过我更喜欢“燃尽”这个说法，里面夹杂着奋力燃烧之后的无力感。

《柔美的细胞小将》

2026年，“倦怠（burn out）”在英文世界成为流行话题。我读到的一篇报道里一口气举了好几个例子。刚在巴黎奥运拿下两块奖牌的短跑名将拉薇艾·尼尔森，在职业高光期决定休息三个月，感叹“我到意识到自己燃尽的时候,已经太晚了”。23岁的追梦小伙儿斯宾塞·克拉克白天上12小时班，下班拼命经营健身自媒体账号，把自己熬垮了。

和传统工作带来的疲倦不同，今年的“burn out”故事里都夹杂着"热爱"与"疲倦"这对看起来矛盾的关键词。说起来，我和朋友都不太像该为工作喊累的人。她是精力旺盛的自由职业者,时间和任务全归自己安排。我做着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整天搜索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可我俩说到“燃尽”这个词，好像都心有戚戚。技术在进步，社会允许人们有更多样化的职业选择，越来越多人可以把热爱的事干成工作，为什么我们仍然难逃倦怠?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克·埃琳·达菲把这种以热情为燃料、却仍然充满疲惫感的劳动命名为“愿景劳动”（aspirational labor）。它集中发生在创意领域，我们熟悉的各类博主就是典型代表。它的特点是由热爱驱动、向每个参与者允诺“被看见”的前景，因此看起来令人向往。可它包含的不确定性、无偿情感劳动和不公平性，却很少被人提起。

达菲访谈了五十多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时尚、美妆、生活方式博主，形容在她们的生活里，“工作变得像一场浪漫关系”。可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没有哪种浪漫关系是不折磨人的。

《爱乐之城》剧照

生于90年代的我，从没怀疑过人就该做自己热爱的工作。其实这种观念的诞生相当晚近。达菲将它追溯到乔布斯在2005年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说，“你得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才能怡然自得；要是还没找到，就继续找，别停下。”这种把梦想、闲暇和工作完美融合一起的理念被不断传播，以至于“做你热爱的事”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非官方的工作口号。但回头想想，让热爱驱动的工作，真的能消除工作里的所有痛苦吗？

其实在朋友问我那个问题之前，我已经过了一阵子和自己热爱的工作相爱相杀的日子，而且说不清自己为何如此倦怠，于是下定决心过一段无所事事的生活。结果发现，当你已经活成别人眼里“做着热爱的工作”的人，如何“无所事事”才是最难的。

《住宅区的两人》剧照

哪怕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也会期待你随时“输出”点什么，毕竟这是你热爱的事儿嘛。刚休假那阵子我住在一栋合租房里，我77岁的房东预先知道我做文字工作，总是特别期待跟我来点有思想的交流，或者为我贡献点写作灵感。每天早上，他都坐在楼梯口的沙发上问我，“今天打算干点什么？”“昨天说的那个有意思的地方，你去了吗？”“我给你的那本书读了没？”

他大概只是客套，可我每次都要先克服一阵羞愧，才能对这位一周做三次瑜伽、还在自学吉他的老人说“我今天什么也不干，明天也不打算干”。后来我干脆要么假装出门，要么随口编点什么。直到搬走那天，他还以为我要么整天在家做翻译，要么出门找灵感，而不是躺在房间里盯着天花板发呆。

表面上，自主性确实能缓解一部分工作的疲惫。Fiverr 在2023年对上千名英国从业者的调查显示，自雇者在工作中感到倦怠的比例是37%，低于公司管理层的52%。一旦聚焦到用“热爱变现”的内容创作者，画面就反转了。2022年一项针对三百多名创作者的调查里，近八成人陷入倦怠，53%承认自己对创作的热爱在过去一年里减退。在2024年的后续调查中，仍有73% 的创作者至少偶尔倦怠，此外还叠加了新的焦虑——42%的人已经把 AI 视为对自身事业的威胁。如果以为“热爱可抵万难”，恐怕不太现实，而且越来越不现实。

“愿景”的代价

有没有一种可能，“热爱”这个前提，其实根本改变不了工作的本质？

在人的劳动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不稳定的时代，“愿景劳动”或许只是一剂安慰剂。就像达菲指出的那样，它用对自主和个性的追求，置换掉了对稳定和保障的关注，美化了这类工作的风险，也掩盖了它残酷的一面。

《玫瑰的故事》剧照

“愿景劳动”最明显的问题是回报的不确定。“斜杠青年”或者“业余博主”们愿意选择这类没有传统劳动保障、靠着热爱驱动的工作，是看中它未来可能带来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前景，比如期待着从分享每日穿搭到进入时尚杂志工作，从生活方式博主变成媒体撰稿人。但如愿者寥寥无几。

达菲引用的一项覆盖130多位时尚类博主的统计显示，博主中只有约8%能真正靠自媒体收入生存。她的访谈对象中，仍然挣扎在“小有名气”“入不敷出”阶段的占了大多数，尽管她们可能已经营自己的社交账号数年之久。即使她举出的最成功的例子，喜剧演员盖比·邓恩，也曾公开吐槽她的收入和粉丝数的极度失衡：她有34万粉丝，但这辈子还没挣到34万美元。考虑到达菲研究的是十年前的互联网博主，今天这个赛道的竞争只会更激烈，收入差距只会更悬殊。

要命的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热爱”“个性”“逐梦”这些漂亮标签，几乎席卷了所有需要展示自我的行业。达菲自己也逃不开。她在书的最后一章坦白，为了成为“明星学者”，她不仅要发论文，还要运营个人网站，和同事一起在社交媒体上推广自己的研究。有时看到家人在别处上传了和她专业形象不符的照片，她甚至会为此责备家人。一边反思，她一边仍在教自己的博士生怎么经营个人网站、怎么起更短的标题——因为那样更容易被引用。她没给出如何脱身的答案，只是略带无奈地说，我们该多关注这些“逐愿的文化劳动者”，因为他们让我们看见了自己。

《柔美的细胞小将》剧照

达菲还点出了“愿景劳动”里逃不开的情绪劳动。它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对“真我”的追求，与市场逻辑之间的拉扯。凡是需要输出的工作，不管是时尚博主、生活方式博主、记者、学者，“忠于自己”都是默认的底线，没有受众愿意接受一个虚伪的表达者。可要让内容既能塑造自我品牌，又能受人喜爱、被市场认可，就不得不对自我进行包装。于是“保持本真”不再只是小时候说的“诚实”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你要在展现个性的同时保持迷人，在与众不同的同时不冒犯任何人。

我的工作不像博主那样强调“人设”，省去了不少表面功夫。但和她们一样，热爱让我常常一头扎进工作，同时也要与工作附带的种种外部要求磨合。久而久之我开始怀疑，当我说一件事“可以做选题”时，究竟是它真的有趣，还是我需要它有趣？当我写下一句心里话的时候，它会不会冒犯某位读者？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为这份“理想工作”付出的情绪劳动。

《金字塔游戏》剧照

“愿景劳动”的另一重残酷来自它迷人的灵活性。人们常常羡慕自由职业者不受工位的限制，但灵活的反面是巨大的不确定：粉丝的喜好是不确定的，帖子的点击量是不确定的，同行的评价是难以预测的，收入是不确定的。为了对冲不确定感，内容创作者们往往需要超时工作，在生活琐事的夹缝里随时保持输出状态，定时更新，如此才能留住观众。于是“自律”这个词奇怪地频繁出现在各类自由职业者的讲述里。

一次我去见一位学妹。一见面她就热情地问，要不要带我去看看当地的作家故居、电影取景地？她以为我是带着写稿的目的来的，还感叹我这份工作多令人羡慕——可以随便聊聊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把它变成能换钱的文章。

我婉拒了，说我正想从那种“一切乐趣都能变成工作”的生活里逃出来。我没好意思告诉她，那天我特地把车停到离她家走路半个小时的地方，是为了看一眼托尔金和刘易斯当年散步的河边草地。可当我真站到那里，却连从桥上走下去的兴致都提不起来。我卡在人来人往的桥上，反复掂量：如果是出于对那两位作家纯粹的喜爱，我该走下去；可只要掺进一丝“这素材以后有用”的念头，我就最好别去。十分钟后，我发现步道入口还很远，可以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暗暗松了口气。

《我的牛津岁月》剧照

直到现在我还在问自己：如果这一刻不能变成稿子里的一段（就像此刻这样），我还会绕过整个市中心，把车停在那儿吗？身处现代生活漩涡里的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做到真正的“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的实验

我很难面对一个什么都不热爱的自己，也很难向别人解释这样的自己。可有没有一种可能：一个人不必时刻寻找激情、调动好奇，只是自然地活着，生活本身也自有其价值？

还真有人认真做过“无所事事”的实验。2019年，美国数字艺术家珍妮·奥德尔写了一本书，叫《如何“无所事事”：一种对注意力经济的抵抗》。奥德尔在硅谷腹地长大，本该能在科技和艺术之间自如穿梭，做着自己热爱的创造性工作。但2016年，她在生活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控。那一年，美国先经历大选带来的政治撕裂，紧接着，她所在的奥克兰发生了一场大火，夺走了许多艺术家和社区居民的生命。可数字世界不停刷新的消息，让她根本没法停下来好好消化脑子里的哀伤与混乱。不久后的一次演讲活动前，她盯着应该填入演讲标题的空格，脑中一片空白，最后只敲下一行字——“如何无所事事”。

《百万元与苦虫女》剧照

那场演讲里，她讲到自己常去的一座玫瑰园。她去那儿不为找灵感，也不为逃避现实，“这不是刻意的决定，更像一种本能反应，像鹿跑向盐渍地、山羊奔上山顶。我在那儿什么也没做，就坐着。”

达菲和奥德尔其实是从两个方向了同一座牢笼。达菲讲的是社交媒体如何用“做你热爱的事”驱使人不断开发自我，把“做自己”变成一份永远在线、却常常无偿的工作。奥德尔谈论是更普遍的问题——注意力经济让我们时时处于焦虑、羡慕、分心的状态，并借此牟利。当热爱被不断展示、被看见、又被再度索求，人还能不能真的做到“无所事事”？

奥德尔最终找到的那个完美实现“无所事事”的场所，是奥克兰的一座玫瑰园。园子建在天然的碗状地形里，一百多条小径像迷宫一样铺开，地形本身就把人拢进一个能沉浸下来的场域。而迷宫或许正是治疗注意力焦虑的好地方，它逼你放弃直奔重点，接受漫无目的，最后把多余的精力交给嗅花和看叶。

《海街日记》剧照

我们或许都该去找一座玫瑰园。按奥德尔的定义，我的“玫瑰园”，是我休假时为了日常出行购置的那辆二手老本田。车上的娱乐设备只有收音机和 CD 机，连倒车雷达都没有。它不迎合任何个性化需求，也不让你加装什么现代系统，把我能施展的“能动性”压到了最低。那台在乡小路上总是失去信号的收音机，多数时候只有 BBC 的四个频道，内容逃不出园艺、音乐、历史、政论，哪怕让它把所有电台搜个遍，得到的无非是更多重复这四类内容的电台。

我渐渐爱上了这种边界感：既然把所有频道扫一遍也得不到更多信息，它索性逼我退回有限的物理世界，放下时刻调动大脑的冲动，被动地随便接收点什么信息，任注意力滑向平时觉得“不值得关注”的角落。后来我甚至迷上了园艺节目——尽管我的花园里连一株花都没种出来，但我很高兴地学到，把植物从厨房窗台挪到阳台，可能会让它闹脾气。

《百万元与苦虫女》剧照

“无所事事”是奢侈的。人要养活自己，就不可能长时间什么都不做。奥德尔毫不讳言，她之所以能长久地泡在玫瑰园里，是因为有一份每周只需到校两天的教职。而我能开着破车狂奔在陌生的土地上，也不过是因为我恰好处在上未老下无小、衣食无忧的阶段。

但奥德尔提出的另一种“无所事事”的小练习倒是人人可以尝试，那就是主动分配注意力。只要花几十秒，特意挑一个对你毫无“用处”的对象。比如站在超市里，观察身边一个陌生人，努力看清她的穿着、身形、一闪而过的表情。那一刻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慢慢显影。它其实一直存在，只是过去因为“与我无关”或“不够有价值”，糊成了一片背景。

上个月，我坐回会议室，重新回到那份“热爱的工作”里。这不代表我从前的困惑都有了答案。我只是很庆幸自己短暂地做过一场“无所事事”的实验。至少我练成了一件事：能克制地运用“热爱”，不再随时准备着去创造点什么可交付的东西。要说我的“无所事事”实验有什么成果，那就是我没跟那辆老本田合影，也没跟它道别，尽管我大概不会再和它重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