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的公共讨论，越来越难“好好说话”？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5-29·阅读时长30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覃思
人类的大问题
2019年6月19日，刚过90岁生日的哈贝马斯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办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场大型公开演讲。当时还在法兰克福大学读哲学博士的陈杨见到了他求学生涯中“最混乱”的演讲场面。
傍晚6点多，当人头攒动的千人会议厅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刺耳的火警铃声突然响起，消防车赶来，人们不得不又摩肩接踵地退出去。事后，陈杨听说，火警起因是一个学生因为挤不进会场，故意在厕所里点烟，好让座席位次“推翻重来”。这个带着些许荒诞的插曲，像是哈贝马斯毕生理念的现实注脚——建立一种让所有人同意并遵守的沟通规则，是如此困难。
疏散的时候，陈杨第一次见到了哈贝马斯。“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教学楼外的台阶上，他的夫人和他并肩坐着，好像在安慰他。”望着那个微微驼背、头发花白的身影，陈杨的第一反应是，这位学术巨擘比自己想象中更加脆弱和无助。
陈杨说，在那场演讲中，学生们并不是简单地“追星”，而是带着明确问题去的。演讲举行的时候，英国正处在脱欧谈判的僵局，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进入第三年。“当时整个欧洲都弥漫着困惑，人们想知道，这个鼓吹了一辈子欧洲一体化的哲学家，如何诊断欧美社会的病症。”
可惜的是，这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讲座没有问答环节，而哈贝马斯演讲的既定主题是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史方面的内容。不过，在学术演讲完成后，哈贝马斯加了一段更加抒情的讲话：“请各位允许我，在如此漫长的报告之后，再稍微占用大家一分半钟的耐心。”
他说，自己怀念曾经的法兰克福大学里那种“自由的空气”，尤其是不允许因宗教信仰、犹太人身份而区别对待的宗旨。上世纪80年代他回到那里任教时，学术手艺已然成熟，而这个多元、充满启发性的圈子给了他“最具满足感”的智识碰撞。陈杨觉得，哈贝马斯期望用自己年轻时的学术经历来提醒新一代的学生，一个包容开放的言论环境，对于人类的思想发展是多么重要。
这也是哈贝马斯一生探讨的课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说，哈贝马斯那一代德国哲学家所面对的课题，是如何在二战废墟之上的欧洲，重新建立政治与道德的秩序，防止再出现奥斯维辛的悲剧。“德意志民族出了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音乐家、工程师，很有理性的能力。但另外一方面，纳粹统治期间，一群高知精英，用工程师般的理性思维杀掉了600万犹太人。这是德国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个人类面临的大问题。”
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二战前已经提出，人们要注意的不是理性太弱，而是工具理性侵蚀了价值理性。现代社会越来越不再用宗教、神圣、传统、命运来理解世界，而是用因果、规则、技术和计算来解释世界。对效率的追求压过了对意义的追寻，人们越来越在乎怎么直达自己的目的，却越来越搞不清自己出发的原因。
哈贝马斯认为，如果要在现代社会真正建立起一种规范性的基础，就必须诉诸“交往理性”——所有利益相关的人都平等参与对话，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公开说明理由，彼此质疑，并试着就共同生活的规则达成对彼此的理解。交往理性包含了“谁来商谈、如何商谈”的理想设想。哈贝马斯认为发言者要遵循以下条件：第一是表达必须用对方可理解的话语；第二要真实陈述，不能编造；第三是言说要符合社会规范；第四是沟通必须出自真诚。有人质疑哈贝马斯过于强调形式而忽略本质，但哈贝马斯认为形式本身就具有平等、多元、包容这样的道德取向。
他进一步把这套原则推到政治制度上，提出“宪法爱国主义”——大家不问族群，而是以一套宪法为基础，以公民这个身份，形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这成为上世纪90年代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思想力量。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两德统一。1992年，欧共体12国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志着欧盟成立。陈杨说，那是一个“奇迹时代”——德国和法国两个有“世仇”的国家开始合作，欧盟的制度设计，包括超国家议会式的组织，也和哈贝马斯关于民主法治、公共协商的设想非常接近。哈贝马斯的思想在这时候达到了影响力的巅峰。
2001年4月，哈贝马斯第一次访问中国，他用近半个月时间在北京、上海七所学术机构举行的演讲，成了那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史研究者许纪霖记得，那次在上海，“华东师大最大的礼堂，一千多人的场子都是满的”。
许纪霖说，中国那时是一个思想大爆发的年代，大家分化出了不同流派。“有自由派、新儒家、新左派、后现代，出现了很多思想的分化。”就在人们思考学者应该如何介入社会、分歧应该如何解决的时候，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概念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人们在讲座、杂志上辩论交锋，针对各种重大的社会议题发表看法，在意见的分化之外，有一个“很薄的共识”——交往理性是愿望，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但是进入21世纪，舆论场的氛围发生了扭转，哈贝马斯的理论受到很大的质疑。许纪霖说，当年哈贝马斯这套交往理论的全盛时期，适逢左翼和右翼之间都在寻找共识，走中道。“但这个好时代现在已经翻篇了，今天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抬头，欧盟岌岌可危，族群政治、身份政治站在了舞台中央。
哈贝马斯追求的世界没有实现，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了其理论的失败。许纪霖说，这对哈贝马斯来讲是遗憾的，不过他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也许在此时变得更有意义。“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对欧美来说是一个平衡器。它提醒人们在文化和族群身份之上，应该坚守一个更重要的政治身份。哪怕是特朗普当选，他的所作所为也不能超越宪法。族群的身份、文化的身份要放在第二层，第一层是基于宪法的政治身份的认同。”
技术面前，人的主动性
2022年9月，93岁的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这本不足110页的小书，很快登上德国非虚构类图书榜。但晚年的哈贝马斯已无力像过去那样，围绕一个问题铺展开漫长而严谨完整的论证。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关注哈贝马斯的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他告诉本刊，这本把几篇文章和访谈结集而成的书，多少给了人一种错觉。“无论在分量、形式还是严肃性上，这本小册子都无法和哈贝马斯1962年那本奠基之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相提并论。”50多年后，时过境迁，哈贝马斯自己也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我已经老了，无法评价互联网带来的文化冲击”。
但这似乎也是哈贝马斯必须完成的注脚。如果说他的思想有一张不断扩展的地图，那么“交往理性”就是那张地图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他一生都在向外摸索，试图让理论跟上时代的变化。在哈贝马斯写作新书之时，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法国和巴西的政坛登台，民主政治陷入困境，如果要回答为何交往理性依然值得坚持，哈贝马斯就不得不回答：公共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又该如何捍卫？
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表示，数字媒体的兴起给他当年提出的商谈伦理框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年哈贝马斯构建这套理论时，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交往理性的发生地——公共领域，有几个形成条件。一是人们有了公、私两重身份。18世纪开始，英国资产阶级的都市住宅里，人们开始流行拥有独立的房间，与此同时作为“沙龙”的新空间被留出来，供家庭成员对外的社交使用，在沙龙、俱乐部、咖啡馆，他们谈论文学和时政。另一个关键是报刊以及后来的广播和电视的繁荣，它让原先小范围的社会交往扩大成大众传播，从而让公民在更大的范围里参与互动，形成舆论力量，推动制度的变革发生。不过哈贝马斯在1962年写那本书时已经意识到，那时的“公共领域”，已经因为媒体商业化带来的“结构转型”，而与其理想原型相偏离了。
到了数字媒介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了意见的“作者”而不仅是“读者”。这些言论、信息和议题不由新闻机构筛选，导致公私的界限不再分明，私人范畴的、不被允许出现在公共舆论场上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大量流传在公共领域。而在充满敌意的争论中，流量算法让网络用户们退回“自我中心”的信息茧房，不再对外界敞开，包容和自己不同的观念。公共领域正在走向消亡。
尽管对新媒介环境下的公共讨论失望，但哈贝马斯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认为人是有主动性的。比起要求公众自律，他更强调精英担负监督和“守门人”的责任。哈贝马斯认为，拥有更大权力的平台必须对发布的信息负起责任，而不是仅仅做一个陈列商品的货架。
再后来ChatGPT横空出世，人工智能的出现给哈贝马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与人互相之间的复杂协商过程，是否可以被人工智能简化甚至替代？哈贝马斯还没来得及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完整地回应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但在一场小风波中，他对人工智能做了回应。
2024年年底，美国科技巨头谷歌旗下的DeepMind开发了一款人工智能工具，这个工具能将人们的观点和意见整合，并生成一份集体声明。研究团队称，在56%的情况下，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人工智能生成的群体声明而非由人类撰写的声明，人工智能生成的声明被认为表述更清晰且更能准确反映多数立场。团队将其命名为“哈贝马斯机器”（Habermas Machine），意在表示这个工具能够“帮助人类在民主协商中找到共识”。
对此，哈贝马斯回应说，他没有授予DeepMind命名权，而且他对这个“协商工具”持反对立场。他在回应中说，将人类解决冲突的过程委托给一个技术系统，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在任何一场话语交流中，每一位参与者都肩负着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即进行敏锐的‘换位思考’。在此过程中，参与者必须参照所有可能受影响的他人的利益与价值取向，来审视自身的利益与价值取向；如有必要，还须据此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不仅是理性的结果，还是造就理性的必要过程。如果人工智能工具剥夺了人在协商中倾听、追问、学习和共情的过程，那么哪怕它再精确地总结出人类观点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无法催化出理性交往，因为这个过程之中，没有发生人类克服个人主义、超越自身偏见的道德实践。哈贝马斯在《哲学导言：交往理性五论》说，正是这种实践，才能“防止社会纽带断裂”。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的确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提倡交往理论，不仅是说说而已。就我们的亲身经历来看，他在和中国学者的交往中，体现出包容、倾听的风度，是很多大师没有的。”2001年，哈贝马斯参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组织的座谈，许纪霖就坐在哈贝马斯对面，看着他一一回答了中国学者们一口气提的十几个问题。“和中国学者们合影的时候，哈贝马斯也微笑配合，没有半点敷衍。”
童世骏对哈贝马斯这种谦逊的气质也感受深刻。他第一次见到哈贝马斯是1994年，在挪威的卑尔根。那时候童世骏在筹备自己的博士论文，而哈贝马斯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童世骏记得，他们几个学者在卑尔根的一家饭店吃饭，哈贝马斯接过一位女士脱下来的大衣，帮她挂起来。“交谈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听别人讲，也很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后来童世骏又和哈贝马斯在几场学术会议上有过见面和交谈，他看到很多学界权威在自己的发言结束后就退场，但哈贝马斯会全程坐在那里听，等待发言结束之后，还会举手提问，尽管晚年时他的听力已经出了问题，必须坐在前排，花费很大的耐心才能听清楚。
童世骏说，在批判理论的这一派哲学家中，哈贝马斯最重视“学习”这个概念，他非常强调他的工作是“可错的”，而不是像另一些哲学家那样试图给普遍道德法则做“终极的论证”。“他不仅向他人学习，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种学习能力，与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理性交往能力是互为预设、相互诠释的：主体的理性交往能力，说到底是主体的学习能力。一个主体的理性交往水平，取决于他能否承认自己的观点可能出错，直面批评并且给出理由来回应，而不是回避和压制争论。”
哈贝马斯的学术，始终是由现实世界的变动，以及他对自己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思驱动着的。2001年，“9·11”袭击的发生，带来了哈贝马斯学术生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转向。袭击发生三个月后，哈贝马斯接受瓦萨学院哲学教授乔安娜·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采访时说，“一个和平的、怀旧的、某种程度上天真的时代终结了”。
“9·11”事件让哈贝马斯开始反思宗教和现代社会的关系。在那之前，启蒙哲学家们默认世俗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宗教的影响力是在不断降低的。但当看到恐怖主义这样以宗教为名的政治冲突，哈贝马斯意识到宗教被“现代社会”轻视了，如果要实现世俗和非世俗族群之间的交往理性，宗教必须被翻译、被理解。沿着这条思路，他用晚年珍贵的学术精力，写下《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以及长达1700多页的《这也是一种哲学史》，讨论西方现代哲学如何脱离宗教而世俗化，信仰与知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在治学之外，哈贝马斯一生都是积极的发言者。1953年，年仅24岁的他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公开批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纳粹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他一生从没间断对社会议题的讨论，尽管其中一些发言显然会饱受争议。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哈贝马斯以人道主义为名，撰文支持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干预，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也被批评为“帝国主义者”。他卷入过关于基因技术和生命伦理、自然主义和自由等公共话题的论争。就在去世前两年，他还因为表示在哈马斯的袭击面前，以色列有自卫权而饱受批评。
很显然，哈贝马斯无意回避争议和批评。2004年，他在日本获颁“京都思想和艺术奖”。领奖时他说，“如果说知识分子……有一件事不能容许的话，那就是变得犬儒”。
“‘学习’对于哈贝马斯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他的理论内容中，而且体现在他的理论活动中。”童世骏说，“通过参与学界争论和商谈而学习、通过反思个人经历而学习，尤其是通过以知识分子身份参与公共讨论而参与和推动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集体学习过程。”
在21世纪的学术界，人们很少再把“理性协商”的失败看作解释国际冲突和社会撕裂的钥匙，而开始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地区发展失衡，以及这些结构性问题如何带来文化和身份矛盾。人们批评哈贝马斯重文化而轻经济，不去讨论经济上客观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和利益冲突。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社会交往中的“非理性”要素，比如哈贝马斯的后继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就着重谈论爱、关怀，以及受辱感在政治中的力量。“理性”没有被否定，但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另一个批评是哈贝马斯的观察过于以欧洲为中心，但欧洲本身的历史是有独特性的，如果不谈论全球南方以及亚洲的经验，就会使得他的交往理论难以适应这个全球化越来越深、交往跨度越来越大的时代。
郁喆隽说，像一块失去了黏性的拼图，20年来，哈贝马斯的理论随着欧盟分裂、特朗普执政、互联网舆论的混乱和喧哗，一块块缓慢剥落。
陈杨如今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2017年，他到哈贝马斯的“成名之地”法兰克福大学读博时，专门从事哈贝马斯研究已经变得相当冷门。“如果去跟导师说要以哈贝马斯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德国的老师会很惊讶，他觉得这个东西很过时。”
那么今天再去谈论哈贝马斯，还有什么价值？陈杨觉得，哈贝马斯的意义不在于给出了答案，而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永不过时”的问题。“他所留下的，或者说他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继续前进指明一个方向。我们今天面对民粹主义和霸权主义，旧的规范秩序崩溃了，那一定有人要问，新世界的规范性基础是什么？一旦你面临这个问题，哈贝马斯的思想就是你需要去了解的。”
“现在人都很现实，在检验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时候，通常是检验他的这套理想是否可能。这当然是一个维度。”许纪霖说，“但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维度叫‘可欲性’。可欲性和可能性的区别是这个理想是不是值得追求。看似不可能的东西，更多的人觉得是值得追求的、不断地追求它，创造了条件、创造了机会，最后从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是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不一样的地方。”
许纪霖说，这种对理性交往的欲求和实践，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很多踪迹，比如活跃而认真的网上群聊，越来越长的视频访谈节目，以及发生在城市书店里的开放辩论。“只要进入社会的微观，进入毛细血管的细部，你会发现深层的交往讨论依然存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虽然他讲得很冷冰冰，但背后依然能够感觉到一种温暖，一种人的内心的渴望，一种情感的力量。在今天的AI时代，这种需求、这种可欲性不是变弱了，而是更强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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