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由意志的信仰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但是激励我们活下去的精神动力，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甚至法律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信仰给了我们惩罚坏人的理由和责任，现代社会的绝大部分法律制度都是在相信人有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问题在于，人类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关乎人类核心价值的终极问题，无数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曾经参与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惜至今尚未得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些讨论让人类的自由意志信仰经历了三次重大危机，至今余波尚在，影响深远。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约2500年前，当时的一批古希腊哲学家通过理性思辨发现了自由意志的两个漏洞，人类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由意志信仰有可能是一种幻觉。第一个漏洞名叫决定论，该理论认为世间万物一定是按照某个固有规律运行的，所以宇宙的过去和未来都是早已被决定好了的，我们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第二个漏洞名叫因果律，大意是说万物皆有原因，所有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这条因果链肯定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离开我们的身体，摆脱我们的控制，所以我们的选择并不是我们自己做出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哲学家主动站出来替自由意志辩护，试图补上这两个漏洞。第一个漏洞是用随机性补上的，这一派学者争辩说宇宙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决定论在底层逻辑上是不正确的。第二个漏洞是用相容论补上的，这一派学者争论说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并不矛盾，两者是相容的，因为自由意志是一个哲学概念，不能简单地用因果律来衡量。

自由意志的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一神论宗教出现之后，尤其是基督教的盛行让很多信徒相信人类的命运是被上帝主宰的，我们的个人意志必须遵从上帝的旨意，一点也不自由。但是，人类社会的不完美导致更多的宗教信徒主动站出来替上帝辩护。他们相信上帝给了我们选择善的自由，但人类的祖先偷吃禁果，辜负了上帝的信任。

自由意志的前两次危机主要发生在哲学家和宗教学者阶层，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第三次危机波及面非常广，影响也更大，因为这次危机是由科学家们主导的，并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而传遍了整个世界。

率先发难的是一群物理学家，他们在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宏观世界的运行法则，为源自古希腊时期的决定论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衣。量子力学的出现动摇了决定论的基石，却对自由意志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是完全随机的，那么自由意志同样也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遗传学家从物理学家手中接过了火炬，把剩下的那一点自由意志也烧成了灰烬。他们援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告诉我们生物进化是没有方向的，所有物种都是随机突变加自然选择的结果，生命既不需要设计师的参与，也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人生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我们的所作所为全都来自动物本能，受达尔文进化论的支配。

最后一个登场的是神经科学家，他们用一系列神经科学实验把自由意志的灰烬冲进了下水道。其中一部分神经科学家通过对脑电波的测量发现真正做决策的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元，它们在做完决策之后才会把结果通知给我们的主观意识，好让我们继续维持自由意志的幻觉。另一批神经科学家则通过核磁共振和激素分析等现代科学方法证明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大脑结构和激素水平控制的，我们其实就是一群提线木偶，一点也不自由。

所有这些科学发现经由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让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开始怀疑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一些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则把这些结论汇总起来，写成了一本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幻觉。

第一本引起广泛关注的关于自由意志的畅销书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的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他在2011年出版的《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案例，证明大多数人类行为都是由大脑率先启动的，意志只是一个事后的解释者。不过，他仍然相信人作为行动的发起者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这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与神经科学无关。

另一位美国著名神经科学家兼哲学家、被誉为“无神论四骑士”之一的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则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就叫《自由意志》（Free Will）。哈里斯在这本书里把自由意志彻底拉下了神坛，他不但坚信人类没有自由意志，而且也不认为人类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这两本书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反对自由意志的浪潮，促成了另一本影响更大的畅销书的诞生，这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于2023年出版的《命定：没有自由意志的科学》（Determined: A Science of Life without Free Will）。这本书用极其翔实的资料和相当通俗的文笔系统地论证了为什么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人类的道德责任因此也是没有根据的。该书刚一出版便登上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畅销书排行榜，包括《科学》（Science）杂志和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在内的一大批欧美主流科学和大众媒体都刊发了持肯定意见的书评。

萨波斯基通过这本书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自由意志的消亡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每当新的决定论学说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自我意识阶段。比如，古人不知道天气变化的原因，所以才会求神拜佛。再比如，古人普遍相信癫痫是恶魔附体的结果，所以才会热衷于猎杀女巫。随着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有了更合理的解释，人类便不再去祈求神灵保佑，或者把一个人的成功或者失败归因于其个人品德了。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作恶之人必有原因，而犯罪的原因受遗传、激素、教育、阶级地位和精神性药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全都不是罪犯本人所能控制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不应该以报复或者惩罚为目的把罪犯关进监狱，而是应该以预防为目的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就足够了。

按照这一思路，无论是吴谢宇、药家鑫还是马加爵都更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更别说死刑了，因为他们犯下的那些有违人伦的罪行都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而他们的父母、朋友、学校和社会，以及一些目前尚未明确的生理或心理原因才更需要为他们的异常精神状况负责。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多哲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撰文批评萨波斯基过于科学中心主义了，没有借鉴哲学家们的意见。目前大部分欧美主流哲学家都持相容论立场，认为自由意志属于哲学问题，科学新发现只会影响到决定论的对与错，不会影响到人类的自由意志信仰。

科学界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萨波斯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神经遗传学家凯文·米切尔（Kevin Mitchell）。他于2023年出版了《自由的能动体：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如何进化出来的》（Free Agents: How Evolution Gave Us Free Will）一书，用进化论的视角为读者解释了能动体的出现原因，以及自由意志的起源。

这本书的另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我们不应把意义看作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概念，因为意义是高等动物神经系统进化过程的必然产物。人类之所以具备高度自由的个人意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人类是一种依靠意义来驱动的超级能动体。

《同乐者》剧照

说到能动体（agent），这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最火的新概念之一。业内普遍将agent这个词翻译成智能体，其实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因为AI agent最大的特征是能够自我驱动，智能只是它的一个附属特征而已。虽然目前的AI agent尚不具备像人一样的自由意志，但我们是否应该赋予AI自由意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

AI agent的进步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替代掉大部分人类工作，到那时人类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动力？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想通过这期封面故事为大家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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