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台北不是我的家”，罗大佑四十多年前唱过的歌词，成为近年来台剧一个鲜明的创作潮流。

《动物园》中，朱欣葵本是台北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外表光鲜，雷厉风行，是最有希望调往纽约总部的候选人。为了这个名额，她几乎把命都豁出去了，熬夜做企划是家常便饭，私人生活早就被牺牲殆尽。她以为只要够努力，就能得到那张通往梦想的入场券。

现实浇了她一盆冷水。她辛苦维护了许久的客户，突然被竞争对手恶意收购，偏偏收购方的张董是她多年前做营销时暗讽过的竞品老板，对方一直记着这笔账。公司为了讨好大客户张董，安排朱欣葵去赴一场鸿门宴。饭局上，张董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她下马威，言辞刁难，丝毫不留情面。果然，没过多久，她被“降职”了——名义上是调整分工，实际上就是把她从核心业务线上拿掉，因为张董放了话，有她在，合作免谈。

职场失意，情场也失意。交往三年的男友，大男子主义病很严重。她加班到凌晨，对方夺命连环扣，抱怨她不陪他；她需要休息，对方却非要出现在工作现场，觉得自己很贴心；男友除了叫她“宝贝”，从没真正关心过她在做什么、想要什么，把她辛苦做的方案当餐垫……

诸事不顺，深夜的朱欣葵崩溃：“我明明就已经这么努力了，到底还想要我怎么样？”

朱欣葵在台北的不幸福，当然不是因为她不够努力，相反，她太努力去适应这套游戏规则。优绩主义让她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获得相应回报，殊不知在资本的逻辑面前，她只是个螺丝钉；自我剥削让她主动把自己逼到极限，披着“为梦想奋斗”的外衣心甘情愿消耗自己；功利化的亲密关系让她付出真心却从未被真正看见，让情感沦为工具，陪伴成为奢侈品……

就在这时，她负责的一个动物园行销的案子，需要她去动物园当实习保育员，公司也能趁机将她“流放边疆”以安抚大客户，受气的朱欣葵索性暂时逃离了台北。

在现实中的台湾省，“逃离台北”已是一种持续多年的社会现象，如同大陆年轻人热议的“逃离北上广”，大都市的高房价、高压力让越来越多人重新思考“留下来”的意义。根据台湾省相关部门的数据，从2016年到2025年的十年间，台北市净迁出人口高达27.1万人，2025年单年净迁出人口就高达4.4万人；台北市户籍人口跌破250万，创下近38年新低。

这股“逃离台北”的潮流，也体现在近年来的台剧创作中。

比如豆瓣9.3分的《俗女养成记》，39岁的陈嘉玲在台北做着董事长的24小时保姆，得给董事长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包括带着董事长的“小三”去看房子，接听董事长夫人的连环call，她活成一个随叫随到的工具人。陈嘉玲有一个交往四年、早已激情褪去的男友，感情像一潭死水，未来婆婆又非常强势，一直插手他们的生活……陈嘉玲终于鼓起勇气悔婚、辞职，毅然回到了台南乡下。

《俗女养成记》剧照

《用九柑仔店》里，男主角杨俊龙在台北一家建筑公司担任外务，即将成为公司最年轻的经理级外务，也在台北已经买了房子，跻身“成功人士”。但成功的另一面是，他忙到脚不沾地，没有真正的生活，一边在饭桌上与人干杯痛饮，一边独自躲在洗手间呕吐。有一天，远在故乡独自经营着“用九商店”的阿公突然倒下，杨俊龙反思了行尸走肉般的打工人生活，他决定从台北辞职，回乡下老家接管柑仔店。

《用九柑仔店》剧照

“逃离台北”的叙事中，离开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底色高度相似。大城市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高的压力和更激烈的竞争，职场如战场，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向前奔跑，不敢停也不能停；主人公又常是优等生，被优绩主义绑架得更深，把自我价值完全绑定在升职加薪和世俗认可上，于是活得比普通人更累，没有时间好好吃一顿饭，没有精力经营一段关系；情感世界因此变得空洞，亲密关系要么沦为可有可无的陪衬，要么被功利化的期待压得喘不过气。

直到某个契机，生一场大病、亲人突然离世、或者像朱欣葵那样被职场狠狠背叛，他们才发觉自己拼尽全力往上攀爬的那架梯子，到头来靠着的根本不是自己想去的墙。于是，之前在台北最拼的他们，逃离时最决绝。

逃离之后，就永远幸福了吗？当然不是。但这些台剧里给出了一个相似的答案：至少不那么痛苦了。

痛苦感的减轻，首先来自时间感的修复。

《动物园》开篇，镜头在寿山动物园的清晨缓缓扫过。晨光刚刚照进动物园，树影婆娑，绿意掩映，动物们陆续醒来，在兽栏里伸着懒腰；工作人员三三两两走进园区，脚步松弛，愉快地彼此问候早安。镜头一转，是台北的早高峰。台北桥上，机车瀑布从早高峰的车流中倾泻而下，密密麻麻的摩托车挤成一团。朱欣葵焦虑地等车，手举着iPad查看文件。一进公司，同事送来美式咖啡，会议已经在等着她了。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感。城市里的时间，本质上是被压缩和被加速的，它被抽象成可以计量、可以切割、可以榨取价值的资源，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投入到“生产性”的事务中，打工人马不停蹄地被推向下一个任务、下一则发布、下一个deadline。人在这种环境里，必须不断加快自己的节奏，像上紧发条的钟表，神经始终紧绷，不敢松懈。

而在动物园里，时间慢了下来，它不再被切割成碎片，而是完整地、缓缓地流淌。就像动物园的资深同事告诉朱欣葵的那句话：“其实时间对动物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它们只要每天可以好好吃饭睡觉，然后晒晒太阳，十年一下就过了……你跟动物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也是这么简单。”堂堂大公司的广告总监，如今要在动物园里清扫粪便、喂食、观察动物们的状态，但这些工作没有KPI，也没有截止日期，让人得以停留在每一个正在发生的瞬间里，感受“此刻”本身的分量与温度，所以朱欣葵说，“我觉得我对生命的感受好像更多了。”

同样的时间感修复，也出现在其他“逃离台北”的叙事里，只不过主人公普遍回到乡间，乡间的时间是被自然节奏和日常琐事定义的。时间感的修复，本质上是人与生活之间关系的重新校准，让主人公重新获得被都市节奏剥夺的那些东西：感官的敏锐、注意力的沉潜、对此刻的觉察能力。

痛苦感的稀释，也源于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这并不是说大城市里的人心更坏，或者乡间的人天生更善良，问题出在关系的结构本身。在大都市的职场中，特别是那些体系完善的大公司里，人际关系是嵌套在一套严密的评价体系里的，打工人头顶有职级，背后有KPI，面前有需要攀爬的阶梯；同事是协作伙伴，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上下级之间既有专业分工，也有权力的不对等。因此，职场的人际关系更多是功能性的，它服务于组织目标而非情感需求，任何打工人都并非无可替代。比如朱欣葵觉得自己在职场上拼死拼活的，是公司的得力干将，可老板还是为了迎合大客户，把她给“流放”了。

当主人公们“逃离台北”，回到乡间，或者去往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里，类似《动物园》里的动物园，朱欣葵评价这里“没有什么职场问题，也没有什么目标要往前冲”，人际关系便回到更松弛的形态，回归到了“附近”的范畴——因为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经历而自然生长出来的连接。这样的“附近”，是一种有温度的联结，个人更容易体验到一种被看见、被记住、被珍视的独特感，你不是谁都可以替代的。

就像《俗女养成记》里的陈嘉玲，回到台南乡下，她简直是如鱼得水，那些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人自然是偏爱她的，她是独一无二的陈嘉玲，她可以任性；《动物园》里，当动物园因为羊驼出走而遭遇舆论风波，上级要求园长必须辞退保育员来平息舆论时，园长断然拒绝：“我的工作不是要平息众怒，我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我园区里面所有同仁，还有那些保育员。”这是朱欣葵在台北职场里从未体会过的。

痛苦感的稀释，还来自于对平凡自我的接纳。

人们去往大城市，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资源、更广阔的可能性，这种向上的愿望本身没有错，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问题在于，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更多是在告诉我们要出人头地，要成为最好的那一个，要站上金字塔的顶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不优秀怎么办，如果优秀的代价是痛苦，优秀还值得追求吗？

在“逃离台北”的故事里，不优秀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接纳自己没有那么优秀，接纳自己可以累、可以慢、可以不那么上进，接纳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能收获属于普通人的幸福与奇迹。《用九柑仔店》这样说，“被留下来的，不一定是被抛弃，让时间慢慢地发酵，也许会找到重生的奇迹。”

《用九柑仔店》剧照

当然，接纳平凡并不等同于“躺平”，而是你可以去做那些哪怕外界看起来不优秀，但让你感到幸福的事情，就像朱欣葵的爸爸曾对她说的，“等你以后碰到喜欢的事情，那个喜欢的事情，你做一辈子都不会腻。”

不必讳言，“逃离台北”的台剧叙事里，“他乡”被不同程度地理想化了。比如时间感的修复背后，也有现实的生存问题：慢下来的时间，如何转换为足以谋生的收入？《用九柑仔店》里的那间杂货店承载着浓浓的人情味，但这样的小店如何生存下去？《动物园》里保育员的工作很辛苦，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为爱发电可持续吗？

进而言之，“逃离台北”的叙事，在不自觉间便将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化的情感疗愈故事。台北的高房价、高压力的工作环境、疏离的都市人际关系等问题，根源在于城市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分配制度，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问题，需要政策层面的调整和改变；当这些问题被转化为“返乡疗愈”的个人故事时，观众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调整个人心态、回归亲情乡情，问题就解决了。但其实，不论是杨俊龙还是朱欣葵，他们的“觉醒”过程，都是非常个人化、也无法普及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点上，《俗女养成记》至今仍是“逃离台北”故事的天花板，创作者对这种理想化保持了警惕。《俗女养成记》导演严艺文说：“我绝对不要做什么励志的、追梦的故事……即使到最后的结局，其实你还是为这个女主角感到担心，因为她前途未卜。”陈嘉玲回乡后生活依然鸡飞狗跳：她和男友因为要不要生孩子而争吵，因为年龄焦虑去做医美结果鼻青脸肿，依然要被妈妈的唠叨烦得抓狂……逃离台北，不会因此就获得了幸福，逃离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构建幸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此永远幸福”是童话。

《俗女养成记》剧照

不论如何，台剧“逃离台北”叙事中饱含的朴素人文主义关怀——对人的尊重，对个体选择的尊重，对每一种生活方式的尊重，还是让打工人有一种呼吸感。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现实是难以摆脱的沉重肉身，我们没有一座动物园可去，没有一个柑仔店可接管，没有一个老家可以随时回去，也很难像朱欣葵那样最后成功逃到了“纽约”、事业爱情两手抓；真正的挑战或许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他乡”，而是在不完美的“此地”构建属于自己的心灵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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