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工作的好莱坞演员，批量来中国当“霸总千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1-11·阅读时长33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段弄玉
26小时跨洋航班后，立即上工的外国打工人
26小时跨洋航班后，立即上工的外国打工人
26小时跨洋航班后，立即上工的外国打工人
听完导演的解释后，来自美国的女演员Alex几乎是脱口而出：“这太疯狂了。”但她马上又补了一句：“但没问题。”
在这场剧本围读会上，Alex的困惑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为什么非得在喝醉的状态下，她饰演的角色才能和男主角发生亲密的举动？在她看来，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观众更希望看到角色是清醒而主动地投入其中，而不是依赖酒精来推动情节，以一种含蓄而被动的方式完成关系的跨越。
导演阿夕努力向Alex解释：“你和对方之间确实存在一种亲密的关系，只是没有人愿意先把它说出口，所以你们需要一个‘借口’。”但话说到一半，阿夕自己也笑了。她转过头，用中文对执行导演说：“你看，还是‘捅破窗户纸’这件事儿。”入行以来，阿夕已经拍过几十部短剧，类似这样的情节在短剧中并不罕见。
Alex仍然觉得难以理解，但没有再追问下去。她知道，在节奏极快的短剧拍摄中，五分钟的争论已经足够了。
更何况，她也实在没有力气再争论。几个小时前，Alex刚刚结束了一趟长达26个小时的跨洋航班，从洛杉矶飞到深圳，落地后便被送进了浪漫爱情短剧《总裁的意外惊喜》（The CEO’s Tiny Surprise）的拍摄现场。
这是一栋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的写字楼，外观看上去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的办公楼并无二致。只不过，很少有人能想到这里藏着一套一应俱全的片场：9楼是医院，8楼是法庭和学校，14楼是办公室⋯⋯而我们所在的12楼，是一间普通办公室，被临时分隔成几个拍摄区域。剧组成员围坐在工位前，核对着第二天的通告。腾出的一块空地上，立起了拍摄定妆照用的大灯和背景板；角落里摆着两排简易衣架，挂着待用的戏服，地上散落着几只装衣服的行李袋；会议室则被临时改成了试装间。窗外是宽阔的光明湖，以及近两年由农田改造而成、供市民休闲的公园。Alex在旧金山从未见过这样的片场。直到两天后，她才对这栋迷宫般的建筑有了些概念。
和剧组成员寒暄不到30秒，大致辨认出导演、制片人，以及和自己演对手戏的男主角Neven后，Alex便被请进一间小会议室，开始剧本围读。
虽然是第一次来中国，但Alex似乎已经适应了短剧的快节奏。从2024年夏天起，她已陆续拍摄了十多部短剧。通常，演员要到开拍前一周才能拿到完整剧本，围读往往发生在开机前一两天，有时干脆被省略；拍摄用一周左右完成，再经过三周剪辑，一部短剧就上线了。相比之下，这部剧留给Alex的准备时间已经算“充裕”了。上周在拍另一部短剧的间隙，她已经读过剧本，在来中国的飞机上又翻了几次。
不过，围读结束后，Alex这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等待她的，是漫长的定妆照拍摄。我坐在一旁，看着化妆镜前的Alex。1999年出生的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女主角”，更像刚从美国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学生：牛仔裤配一件印着字母印花T恤，娃娃脸上是一头毛茸茸的金发。长时间飞行让发梢不听话地翘起，造型师正用卷发棒一缕一缕地把它们变得柔顺。
但试妆并不顺利。先是衣服尺码不合适：第一件针织连衣裙勉强穿得上，紧紧贴在Alex身上，接着，她从试衣间里一件件递出根本穿不进去的衣服，表情也从无奈逐渐变得焦躁。试到一套清洁工的服装时，Alex终于忍不住向妆造师确认这是谁的衣服，因为她不记得自己有清洁工的戏。
后来Alex向我解释，她一直不太接受演员完全不参与服装决策的做法。作为演员，她是“住在角色身体里的人”，通过参与这些决策，她希望确保自己和剧组对人物的理解是一致的。
然而，在高速运转的短剧片场，Alex对专业的这种坚持显得有些“轴”。妆造师要在Alex和女二号Rebecca之间来回切换，后面还有不知多少套衣服等着她们试，更何况，面对Alex的问题，她自己也没有答案，只能去找制片人核对那场在Alex看来“可能并不存在的戏”。趁着Alex换衣服的空当，妆造师转身对剧组抱怨：“她为什么那么多问题，服从不就行了吗？”
“服从”是我在片场反复听到的一个词。剧组的工作人员曾跟我反馈，和国内的演员比起来，外国演员受工会文化影响，都更“守规矩”，但Alex似乎是一个特例。我能明显感觉到现场气压在下降，暗暗替她捏了把汗。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Alex调整得非常快。她从试衣间出来，立刻找到制片人，解释自己刚下飞机，实在太疲惫了，并不是有意制造矛盾。制片人也向她说明，大家只是希望尽早收工，好让演员在正式开拍前能休息好。
定妆照的拍摄随即继续进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24个小时后，在同一栋大楼的14层，片场已经高速运转起来。剧组所属的是一家西安的公司，忙起来时，陕西话和英语在片场隔空交错。这会儿，导演阿夕盯着由三块竖屏组成的监视器，见缝插针地和制片人反馈，演员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好；前期负责选角的Vivian，因为英语熟练，在片场承担起了与外国演员沟通的任务。一路小跑经过我时，她喘着气说，自己刚替外国演员们点了15份外卖，每一份都不一样。前不久，Vivian刚从杭州一家大厂离职。在那里，她曾以技术翻译的身份参与一款机器翻译引擎的开发，但引擎开发出来后，整个翻译部门也被裁了。执行导演Peter不久前才从加拿大回国，他从两年前就开始接触由国内公司委托的短剧项目，如今已驾轻就熟。尽管只是执行导演，Peter却几乎同时处理数十项事务：他一只耳朵戴着耳机和导演通话，一只手用对讲机协调现场；一边把导演的话同声传译给外国演员，一边还要调度摄影和灯光、安排群众演员，并安抚好儿童演员的情绪⋯⋯
而Alex此时正站在聚光灯下，准备着与男主角Neven的第一场亲密戏。虽然两人认识还不到一天，却已经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开着与剧情毫不相关的玩笑。Alex后来告诉我，这是为了让彼此放松下来，“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进入状态，看起来像是迫不及待地想亲吻对方。让对方感到舒适，本身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夜幕悄然降临。举着收音器的录音师已经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盹，灯光组找来两盏暖黄色的夜灯，在Alex周围营造出温馨的氛围。
随着导演下达正式开拍的指令，现场仿佛被按下了某个开关，瞬间恢复秩序。Neven的手臂轻轻扶住Alex的腰，低头吻了下去。
好莱坞演员“收留站”
好莱坞演员“收留站”
好莱坞演员“收留站”
当我在片场问起演员们拍摄短剧的经历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反复使用“感激”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那是一种在好莱坞长期漂泊之后，终于“被救起”的心情。
女二号Rebecca与Alex搭乘同一趟航班抵达深圳。在化妆镜前，化妆师用眼线在Rebecca的眼角勾勒出上挑的弧线，她这次饰演的是一个“恶女”。事实上，自从在第一部短剧中出演过类似角色之后，找上门来的几乎全是同一类型的邀约。
Rebecca当然也期待有一天能演绎甜美、善良的角色，但她已经对眼下的处境充满“感激”。她出生在丹麦，10岁起以童星身份接戏，成年后只身前往好莱坞“追梦”。2018年，她毕业于洛杉矶著名的李·斯特拉斯伯格戏剧与电影学院（The Lee Strasberg Theatre & Film Institute）——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克里斯·埃文斯（Chris Evans）等知名演员都曾在这里接受训练。在没有拍摄工作的日子里，Rebecca常常一天参加多达15次试镜，背下五六十页的台词，在不同人物和场景之间来回切换，直到大脑几乎过载。尽管如此，她只零星接到一些小角色或模特工作，不得不同时在餐厅兼职。
转机出现在她看到一则短剧选角的信息之后。完成试镜后的几个小时内，她就收到了确定的答复。在化妆师为她涂抹唇膏的间隙，Rebecca轻声对我说道，这是她第一次可以不再依赖任何副业，仅凭演戏就能养活自己，“这是一份难以置信的礼物”。
不过，刚进入短剧片场时，Rebecca也曾一头雾水。看到摄影机竖着架起，她一度怀疑是不是工作人员摆错了设备；演员的站位也完全不同，为了适应竖屏拍摄，人几乎不能随意移动，“有时候，两个人的距离近得让人忍不住想笑”。在她熟悉的电影和电视剧体系中，一天大约拍四页剧本，而在短剧片场平均每天要完成15页，节奏几乎快了四倍。
更让她困惑的是情节和逻辑。在一场戏中，一个女孩在会议室里遭到“袭击”，挣脱后开始逃跑。明明门就在眼前，按照剧本她却必须朝相反方向奔去。Rebecca会反复追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幸运的是，在第一部短剧中，她遇到了一位已经拍过十多部作品的女演员，对方给了她一个极为实用的建议：“别想那么多。”
渐渐地，她理解了这个“竖屏世界”的运作方式——坏人必须坏到极致，好人则好到毫无瑕疵。也许正是因为不合逻辑，观众才愿意买账。“归根结底，我要做的是客户和导演希望我做的事情。”Rebecca说，“如果发现一些非常愚蠢的设定，我就一笑置之。”
Rebecca也担心过，如果选角导演看到她拍过短剧，她会不会因此失去其他机会。她和一起拍摄的朋友Noah讨论过这个问题。但Noah的一句话让她彻底释然：“可我们现在也没有得到那些机会啊。”
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太多”的资本。
Neven是在2024年夏天接到出演短剧的邀请的。那时，他已经退掉了房子的租约，准备返回瑞士老家。从20岁离开家算起，他已经在好莱坞辗转了19年。临走前，他对自己说：“你已经尝试演戏这么久了，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你的人生注定是回去和父亲一起在建筑工地干一辈子，那就这样吧。”
这19年里，Neven一边寻找演戏的机会，一边做着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工作。最先是酒吧保安。那里经常发生冲突，他不止一次被人用枪指着脑袋，在一次持刀斗殴中，如果不是同事及时出手，他几乎被人从背后捅伤。后来他转行做特技演员，在一场拥有上万观众的漫威主题真人秀中饰演“雷神”，身体一次又一次重重地砸向地面，演出几乎天天都有，有时一晚甚至要连演三场，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直到现在，他的一侧膝盖活动时仍会发出类似沙砾摩擦的声响。还有一段时间，他挨家挨户推销报警系统，但脑子里反复回荡的只有一句话：“你来美国不是为了做这个的⋯⋯”
从2024年接到第一部短剧算起，这已经是Neven拍的第28部戏了。我问他，作为男主角，每天6点起床化妆，在片场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身体会不会吃不消？
“拍到后面，注意力当然会有点涣散。”他说着，用手指在桌面上重重敲了两下，“但要是和工地上的活儿比起来，那可真是轻松太多了。”
在Neven面前，我原本准备的那些关于文化差异、表演适应的问题，似乎都显得多余。“能付清账单，是我唯一的诉求。”他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更不用说，我还能来到另一个国家，亲身体验那里的生活。”
我遇到Liam时，他刚到片场，正兴致勃勃地和Neven分享拍摄中的新鲜事。Liam是2025年夏天才进入短剧行业的。从美国戏剧艺术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Dramatic Arts）毕业后，他正好赶上疫情，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就在2025年初，他还一边做调酒师，一边等待演戏的机会。
而现在，无论是短剧特殊的拍摄方式，还是从未来过的中国，都让Liam感到兴奋。“我昨晚刚到，就沿着楼下的主路走了一段。路过一所学校，正好碰上孩子们放学。那些小孩一直跟我打招呼，对我说‘你好’。”说到这里，他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当时真的愣住了，因为在美国你几乎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地方的孩子甚至不能独自走在街上，因为不安全。”
当天Neven有好几场戏要拍，但在拍戏间隙里，他仍耐心地回应着Liam。短短半小时，两人已经从短剧里反复出现的“车轱辘话”，聊到彼此都喜欢的哈雷摩托。Liam对此心存感激：“他拍过那么多部戏，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也是在和Neven的交流中，Liam逐渐确认了短剧拍摄中特有的一种人际关系。“按理说，这么高强度、这么赶的进度，大家应该更容易暴躁和紧张才对。但我反而觉得，正是这六到八天的密集投入，把所有人拉得更近了。”这和他此前的经历截然不同，“在传统影视行业里，你很难随便接近所谓的‘大明星’，不可能直接走过去说‘嗨’，但在短剧里，更像是一种‘哦，我们都彼此认识’的状态。”
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大家都在好莱坞吃过太久的闭门羹。演员们一照面，几乎不用多说，就知道彼此是“同路人”。Liam告诉我，拍了十几部短剧，他还没遇到过难相处的人，Neven拍得更多，也有同样的感受。这种经验让Liam感到安心，“我们都曾经挣扎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这些短剧突然出现了，让我们能拍戏、能拿到不错的报酬，还能在拍戏过程中玩得很开心。所以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一种深深的感激”。
最初接到短剧邀请时，Liam并没有特别兴奋，此前一次又一次被拒绝，已经让他不敢再抱太多期待。“我当时的想法更像是：好吧，这一部能拍就不错了，至于下一部，谁知道呢？”直到两个月前，他接到一部报酬不错的戏，饰演一个重要配角，才第一次产生一种清晰的确认感。他问自己：“等一下，我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演员’？”
短剧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我问他，将来还想不想回好莱坞工作。“当然想。”Liam毫不犹豫地说，“只不过以前，我一直梦想着成为最好的、最闪耀的演员。但2024年过了30岁之后，我意识到，只要我在工作，而且表演是我唯一的工作，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从“固定配方”里走出来的演员
从“固定配方”里走出来的演员
从“固定配方”里走出来的演员
2025年12月的深圳，气候像北方的初秋。这是正式拍摄的第二天，配角演员陆续到齐，剧组也从办公楼转移到一处外景拍摄点。演员们被集中在一间宴会用的玻璃房里。男演员换上礼服，女演员则穿着缀着亮片的长裙。两侧的长桌上摆着颜色鲜艳的甜点和水果，几株塑料绿植从屋顶垂下来，就构成了这场戏的背景。
路过我时，Rebecca专门凑过来说：“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宴会戏’。”
和掌掴、昏迷、车祸等戏剧性拉满的情节一样，“宴会戏”是短剧中的代表性“配方”：它永远发生在某个宴会上，不是拍卖会就是婚宴。女主角一定在场，她的死对头也一定会带着一群跟班出现。然后是“嘉宾A”“嘉宾B”——他们永远没有名字，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讲故事”，观众完全不需要自己理解潜台词，所有信息都会被直接送到他们脑中。
Rebecca甚至一人分饰两角，现场给我演了一段：
“那不是阿梅莉亚吗？她不是去了瑞士吗？”
“我倒想知道，CEO要是发现了会怎么说。”
“等等，所以她并不是从瑞士回来，‘秘密继承人’的身份也是假的？”
接着，反派开始对女主角行恶，然后，男主角闪亮登场，大喊一句“住手”，告诉大家“其实，我才是真正的CEO”。于是男主角英雄救美，把女主角带走，中间来点误会，两个人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Rebecca并不掩饰自己对某些套路化剧情的厌烦。“我们拍短剧的朋友聚在一起时，经常会拿剧本开玩笑，比一比谁接到的‘宴会戏’最长。”她说，“有人居然接到过整整86页的宴会戏。”在她看来，这类剧情往往依赖误会层层叠加，却缺乏最基本的现实逻辑。“我常常说，如果这场宴会里哪怕有一个人会用谷歌搜索，很多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但与此同时，Rebecca也清楚，这种设置并非偶然，而是被一整套成熟的商业逻辑所支撑。面对这样的剧本，她往往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如果这些作品真的像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受欢迎，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运转的‘公式’，再加上制作成本低、投入不大，那它几乎不可能消失。”
不过，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剧本正在变得越来越具体。导演阿夕入行以来已经拍摄了几十部短剧，她清楚地记得，早些年拿到的剧本里，角色往往只被粗暴地标注为“霸总”，人物几乎没有性格，演员的发挥空间也十分有限。但在出海短剧中，“霸总”开始被拆解成更细致的类型，身份、职业、生活方式被逐一补充，情节也开始落到日常细节之中。“不同类型的霸总，穿着、口头禅，甚至一些下意识的行为习惯都可能完全不同。”阿夕举例说，“比如经营全球连锁酒店的霸总，可能会有轻微的洁癖；而金融行业出身的霸总，往往对数字格外敏感。”
变化同样体现在台词上。Neven曾经反复遭遇一种困扰：在念台词时，语流会毫无预兆地被打断，突然冒出一句既不符合语境也不符合日常表达的句子。他后来才发现，这并非个例，而是许多演员的共同体验。这些对白脱离真实的语言习惯，让记忆台词变成一件困难的事。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剧组开始允许演员在不改变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对台词进行微调，让表达更贴近真实的说话方式。
在演员的推动下，一些“规则”也开始松动。拍摄那场令Alex一度感到困惑的亲密戏时，按照原剧本，男女主角应处在醉酒状态。但在正式开拍前，Neven临时加了一句台词，在靠近Alex的瞬间，他低声问了一句：“你确定你想要这样吗？”在Alex给出明确回应后，两人才真正吻在一起。
更重要的变化来自行业层面。Rebecca注意到，好莱坞正在正式入场。2025年，福克斯娱乐公司（Fox Entertainment）宣布进军竖屏短剧领域，投资了运营My Drama、My Passion和My Muse等平台的娱乐科技公司Holywater，并承诺在未来两年内为My Drama创作和制作超过200部竖屏视频作品。2025年10月末，奈飞（Netflix）高层也公开表示，正在探索竖屏视频，把它作为测试新内容形态的一种方式。
而这，有可能意味着演员生态的一次重新洗牌。“曾经，行业里有非常清晰的区分——‘大银幕演员’和‘小屏幕演员’，”Rebecca说，“但后来，电视剧本身进化了，有些剧集的每一集都几乎像一部小电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都开始拍电视剧，这并不是因为她们降低了标准，而是因为电视剧已经成长到符合她们的标准。”
对于这种转变，Rebecca有着切身的体会。她刚开始拍短剧时，身边不少人认定这是一个“不需要演技”的领域，劝她尽早抽身，甚至对她冷嘲热讽。但几年过去，那些声音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同行主动找上门来，向她打听究竟是怎么获得这些角色的。
事实上，已经有一批短剧演员在这个体系中成长起来，并由此获得了更大的议价空间。比如，当年曾对Rebecca说“反正我们也拿不到那些机会”的演员Noah，如今已经不再这么认为——他刚刚完成了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将在2026年初上线。
和我视频通话时，Noah刚刚完成他的第49部短剧，他是在密集的拍摄日程之间，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接受采访。最近一段时间，他频繁被拉进各种线上会议，几乎每个平台都会找他聊一聊，有的谈项目，有的聊剧集，还有的只是想听听他的判断：什么样的题材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爆款。“在这个行业里，”他说，“我大概算是那种会接到很多电话的人之一。”
这种行业地位，也让他第一次真正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里的狗刚生了小狗，他暂时推掉了所有需要长期出差的工作；他也开始明确拒绝那些涉及虐恋的剧本。“我不觉得一定要靠暴力或虐待来推进故事发展，”他说，“这些内容真的没有那么必要。完全可以在没有虐待情节的情况下，把故事讲好。”
Rebecca暂时还没有走到这样的阶段。不过和许多短剧演员一样，她正在一次次的尝试中摸索自己的位置。
和长剧相比，短剧几乎没有排练和准备的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短剧也有短剧独有的难度，它更像一个“特种兵训练营”，以高强度、快节奏反复锤炼演员的基本功。“一天的工作里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Rebecca说，“大量的台词、不断变化的情境，你必须立刻理解并记住，还要处理无数细节，始终保持专注和精神高度集中。我反而觉得，对演员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礼物。”
因此，她把每一个角色都当成一次练习的机会。在分析剧本时，她会不断向自己发问，直到能够真正共情人物。比如在这次的拍摄中，她就从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开始：“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些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她渴望权力，甚至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掌控感。接着，她会继续追问：这种渴望从哪里来？也许是成长在一个权力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中的家庭，她想要打破这种结构；也许是她一直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只能通过不断证明自己来换取。“为角色构建的背景越完整，”Rebecca说，“我能‘喂’给她的燃料就越多。”
虽然在短剧中，演员常被要求放大情绪、增强戏剧性和刺激感，但Rebecca始终提醒自己，她要演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种夸张的类型”。因此，不管是哪一场戏，她都会反复告诫自己：夸张，并不等同于提高音量和用力嘶吼。相反，她会问自己，是否有办法让情绪先在身体内部被推到极限，再自然地溢出来。
在这样的反复练习中，Rebecca也慢慢学会了冒险和放松。在丹麦，有一种被称为“詹特法则”（Janteloven）的社会观念，大意是：你不应该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更重要。在这种心态中，如果有人认真地说她想要搬去洛杉矶、住在好莱坞、当演员、还能闯出名堂，周围的人往往会反问：“她凭什么这么想？她以为自己是谁？”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Rebecca曾经习惯于不断评判自己。尤其当表演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时，这种自我审视几乎变成了一种折磨。“我妈妈一辈子都是老师，她热爱这份工作，但这并不是她全部的身份，她有一个独立于职业之外的自我。”Rebecca说，“但像很多演员一样，我却很难把‘我是谁’和‘我在做什么’分开。我几乎是用整个生命去认同一件事：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事情进展不顺时，我很难不往心里去，很难不根据事业是否顺利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但当她一次次站到短剧提供的聚光灯下时，这种观念开始慢慢松动。“随着我在表演中不断冒险、不断尝试新的东西，我在片场也越来越敢放开去演。”她说，“当我发现‘哦，他们其实很喜欢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一点点放松下来。有时候，我会在心里笑着对自己说：好吧，那就这样吧。”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期。特别感谢George和赵伊娜对采访的帮助）
排版：球球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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