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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亲友互助小组在用讲述和陪伴的方式，帮助每一个成员度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跟其他类型的逝者亲友群体不同，自杀者亲友的悲伤历程往往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在对种种疑惑的追问中，他们也在逐步理解生命的选择和人生的真实意义。

记者｜吴丽玮

“自杀是可以说出来的”

亲友互助小组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病房区的一座四合院平房里。大门两侧贴着对联，一些穿着病号服的病友们正坐在门口树荫下的长椅上休息，从外表上很难看出这是一个汇集着极端痛苦的地方。

亲友互助小组的名称里淡化了“自杀”二字，但当有新成员加入到小组中时，“老成员们会依次介绍自己，讲亲友是什么时候自杀的。新成员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亲友互助小组负责人郎俊莲告诉我，人们往往会用“走了”“离开了”这样的表述来含混地替代，但当老成员们在每月一次的小组活动里，很平静地讲述出自己的故事时，他们向新成员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原来自杀是可以说出来的”。

独自应对哀伤往往会让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互助小组能够为成员提供情感上的共鸣与实际的帮助（视觉中国 供图）

面对外界，自杀者亲友往往都在刻意掩饰着自己的哀伤。“如果你迎面走来看到自杀者的亲友，很可能觉得他们是很开朗爱笑且生活平静的人。”郎俊莲告诉我，小组里有一位母亲失去了在读大学的儿子，平时她会以“儿子去日本留学了”搪塞别人，以此减少不必要的伤痛。“她儿子已经去世几年了，有时候碰到一些认识但不知情的人会问她，‘儿子毕业了吗？在哪里工作啊？’”郎俊莲说，“如果她说儿子自杀了，别人可能会受惊，会因为自己的提问而内疚，或者会说‘你是不是很伤心’，这些话题她都没法接。而如果说儿子在上班，别人又会问，‘在什么行业啊？谈恋爱了吗？什么时候要结婚？’这些话题也会让她心碎。她只有说孩子去留学了，让别人觉得这是一个超出生活半径的距离，这个话题自然也就结束了。”

他们也很难跟同样饱受丧亲之痛的家人展示悲伤。这位失独的母亲平时要照顾家里年迈的老人，这一方面转移了她的创痛之感，但同时也抑制了她情绪的释放。郎俊莲告诉我，只有一次，她感觉这个母亲的情绪爆发了，“她爱人疑似得了前列腺癌，她在电话里痛哭着说，‘怎么办，我已经失去儿子了，如果爱人也走了，我怎么活？’”郎俊莲说，好在经过检查，她爱人的病症并不严重，日子似乎仍能维持住表面的平静。

即便是要好的朋友，哀伤的诉说也很难被理解。小组成员温若雨的美国男友患有双向情感障碍，两年前在家中自杀。这两年来，她因为要在国内照顾生病的妈妈，既没能去美国参加男友的葬礼，也没有机会跟男友的家人诉说痛苦。温若雨告诉我，隔空的悲痛让她一直无法释怀。“周围的朋友开始还能有一些回应，但一旦说多了，别人就不理解，‘怎么还没走出来，像祥林嫂一样’。”温若雨说，最爱的人离开了，但是她始终被排除在哀伤之外，“你隔着所有人，没有人看到你的悲痛”。

只有在亲友互助小组里，大家的伤痛和思念才可以肆意地流淌。温若雨说：“小组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杀事件的经历者，大家都是‘同命人’，一起分享才会觉得能听懂彼此，并且觉得安全和踏实。”

那位失独母亲终于在一次“讲述逝者的生命故事”专题活动时带着儿子的照片来，给小组成员讲儿子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年轻很帅的小伙子，在照片里笑容很灿烂。”郎俊莲告诉我，让大家看到了儿子最美好的一面，这位母亲即使流着泪，脸上也会浮现出一些幸福感，“虽然儿子走了，但她感觉儿子没有消失，没有被这个世界忘记。让大家知道她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她自己也会因此获得力量”。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剧照

大家在这位母亲一次次碎片化的讲述中，逐渐拼凑出她儿子在大学跳楼的经过。郎俊莲告诉我，“尽管她比较确定，孩子是因为被抑郁症困扰了多年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还是止不住地自责。她说儿子很优秀，他想出国，但她当时没答应他。她觉得如果让儿子出国了，可能就不会出事”。

郎俊莲用她一贯温和而平静的语调问这位母亲：“那您是基于什么原因没有答应他呢？是因为出国要花很多钱吧？您看，并不是您不愿答应，而是生活条件不允许。”这位母亲又说，当初她也可以把房子卖了供儿子出国读书。“您的孩子有提出过这个要求吗？您说他对出国也只是说说而已，他没有表达过强烈的意愿，让您意识到这个要求对他很重要，对吗？”郎俊莲回应。这位母亲开始号啕大哭。这时，“我只是告诉她，我愿意听，我会陪着她。”郎俊莲说，这位母亲第一次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她哭得出了一身汗，临走时告诉我，觉得轻松了不少。但是她要收回自己的眼泪，面对家人时，她不想让他们伤心”。

没有答案的答案

2002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回龙观医院成立，在中国进行自杀研究的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当时担任了中心执行主任，这里也建立了全国第一条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免费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与此同时，针对自杀者亲友的安抚小组也成立了。郎俊莲告诉我，一开始成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逝者亲友小组，但不同小组成员的心理状态并不一样，难以兼顾，后来中心决定，集中精力把自杀者亲友的项目做下来。

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制作了一本亲友自助手册，里面介绍了亲友们所面对的居丧反应和能获得的帮助。册子中写道，每个因自杀而离世的人，会给六名以上的亲友带来剧痛的丧失感。

自杀者亲友的悲伤历程也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根据美国自杀学协会的总结，自杀者的亲友有着较为复杂的整体性悲伤反应，除了持续性的悲痛和忧郁外，也面临着创伤后的压力风险；他们会持续地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和逝者自杀的动机；也会有愤怒、恐惧、羞愧、被抛弃和罪恶感，同时还要经历较高程度的社会污名感；等等。“为什么他们要自杀？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爱我了？如果我当初多关注一点，是不是他们就不会选择去死？我现在这么痛苦，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走上自杀这条路？”郎俊莲告诉我，自杀者的亲友们最初都是带着巨大的困惑来的，“他们觉得痛苦，但可能分辨不出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们”。

回龙观医院亲友互助小组负责人郎俊莲（王旭华 摄）

像很多表现出迟疑的亲友一样，老张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游荡在小组边缘的。“刚开始他不进房间，只站在门口听。”郎俊莲回忆道，老张那时50多岁，从外表上看有点不修边幅，头发油腻腻的，他的表情也不似别人写满悲苦，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妈留下了一些花儿，我想问问有谁可以帮我养吗？”

老张的妈妈自杀了。在老人家离世之前，老张的妹妹把母亲的房子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扔掉了母亲当宝贝养的花儿。郎俊莲告诉我，一开始老张只是默默地听大家说，过了一段时间，他愿意坐到桌子前了，再后来偶尔也会开口讲几句，只言片语中描绘出一个跟母亲，跟家庭一直非常疏离的个人形象。

郎俊莲说，老张真实的需求当然不只是养花的问题，他慢慢地开始提出自己的其他疑问：母亲为什么选择自杀？为什么在死之前，要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为此他的弟弟和妹妹一直要跟他打官司，要把母亲的财产要回来。”郎俊莲告诉我，跟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对簿公堂的喧嚣相比，她觉得老张只是想静静地思考：他和母亲到底爱不爱对方？

老张是单身，在北京一家企业里提前退休之后，一个人住在单位分的一居室里。没有按照主流方式生存的老张总说母亲偏爱自己的弟弟和妹妹，所以他从小就跟母亲有距离感，当母亲有一天说要把存折都给他时，他觉得只是替母亲进行保管，根本没想到这是给他分配的遗产。

“可是亲友们听他的讲述，觉得并不是这样。大家会说，‘你如果不爱你的妈妈，为什么你会走那么远的路，经常去看她？’”郎俊莲回忆道，“大家又问他，‘为什么你的妈妈能容许你的妹妹剥夺了她的房子？’老张说，他觉得妹妹太会算计，他的妈妈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大家会分析道，‘你看，你其实挺理解你的妈妈的，你心里怎么可能不爱她？’”

《脐带》剧照

渐渐地，老张跟大家的相处自在了许多，有时候组织出去郊游，老张也跟着一起来。“每一次聚会，大家都会带一些吃的来分享，老张总是带饼干和桃酥。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总带这些，是你喜欢吃的吗？’老张琢磨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我妈妈喜欢吃的。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都会去超市买这些东西’。”郎俊莲说。

老张最后一次出现在小组活动上，已经是七八年前了。小组原本有一个QQ群，后来群解散了，不少人因此失去了联系，老张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对于小组成员的离开，有两种态度。”既是自杀者亲友，也经常担任小组活动主持人的彬彬告诉我，有些会让人感到担心，怕他们再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她不担心老张，“我想他是因为释然了，所以才不告而别的，这符合他的性格”。

彬彬告诉我，每次小组活动，她跟老张都有提前半小时来的习惯，活动结束之后，两人还能一起坐一段地铁，所以交流的内容比其他人要多很多。“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所以我能想象他妈妈跟他交流的方式。”彬彬说，老张只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像是不洗澡会让旁人觉得不舒服之类的事，他满不在乎，这一点他妈妈也拿他没办法。“他总说跟他妈妈没法交流，看他活得如此潦草，他妈妈的口头禅是‘我也不说你了⋯⋯’，仿佛是一种冷暴力的状态。”彬彬跟老张分析道：“‘我也不说你了⋯⋯’这其实也是一份感情，只不过这份情感看上去有点扎人，但内核是一种关心，‘她希望你能更安定，也更让人放心。’”

她觉得老张把这话听进去了。老张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洗了头，换了干净的衣服，在两人一起回家的地铁上，老张告诉彬彬，他刚看完《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最喜欢的是倒数第二章描述的一个场景，主人公在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感受到了一种安宁和平静。“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景真是太美了，我说，这就跟我们的经历一样，最终我们会发现，宁静幸福是触手可及的”。

那么，老张在亲友小组的出现，真的为自己的疑问获得了答案吗？彬彬觉得并不一定，“母亲为什么会自杀，无论谁分析完，他都会摇头。但我想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自己满意的答案。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被埋藏的哀伤

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制作的亲友自助手册里写道，哀伤是失去所爱之后的一种自然反应，面对哀伤事实，才是疗愈的开始。可有些人的哀伤并不是从获知亲友死亡开始的。他们的哀伤甚至可能埋藏得很深。

星星告诉我，两年前他给郎俊莲打电话时，因为自己的经历过于特殊，他甚至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别人想来亲友互助小组，是因为太悲伤，而我是因为不会悲伤”。星星告诉郎俊莲，他的妈妈在他5岁时自杀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他的爸爸和奶奶一直都小心地守护着这个秘密，告诉他“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他看上去好像确实没受什么影响，“不知道生活中有妈妈存在是什么感觉，想到妈妈也没有印象，更加不会哭”。

自杀者亲友会比其他逝者亲友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他们会有自责、恐惧、被抛弃和罪恶感，同时经历较高程度的社会污名感（视觉中国 供图）

星星告诉我，他在本科期间因为人际关系产生了心理问题，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之后，才意识到根源可能是妈妈的缺失。咨询师建议他，要把心里的妈妈找回来。“我是因为这种原因才来小组的，感觉很惭愧。”星星说。

星星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本科之后直接读博，是全家人的骄傲。他最大的苦恼是班主任口中的“玻璃心”，对别人的言行过于敏感，让自己不断地内耗。本科期间他当班长，有一次班里评先进集体，团支书绕开了他，联合其他几个班干部一起准备了申报材料，这深深地伤了他的心。小时候同学之间的无心之举也总是在他梦里闪回，一个画面是他代表班里参加游泳比赛，因为游得太慢拖累了班级的成绩，被班里一个游泳好的女孩抱怨；另一个场景是他跟一名同学搭档说相声，那名同学因为听到别人评价他们不好笑，于是就不太愿意再跟他搭档排练节目。

星星告诉我，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奶奶的高龄和爸爸的工作繁忙，没有让他在童年时有机会跟家长好好地倾诉这些人际交往上的问题，而心理咨询师从另外的角度，又给了他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心理咨询师说，我的潜意识里可能有一些对于母亲的愤怒。当我在跟别人打交道时，会害怕别人不理我，会把我抛弃，这或许是若干年前我跟我妈妈的对话，‘为什么你不理我，你要离开我？’”

星星说，随后他踏上了一段寻找妈妈的“理性”之旅，“一开始脑子里的想法都是一些陈述句，没有任何情绪，不带任何叹号”。他给抚养他长大的奶奶打电话，终于开口说到了妈妈的死亡，电话那端是奶奶的怀念和惋惜。“奶奶说，我妈妈很喜欢吃鸡翅，说起她，就像说起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等他假期回到家，奶奶拿出了仅有的几张妈妈的照片，“有爸妈结婚时的，也有妈妈抱着小时候胖嘟嘟的我的。我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只有一个感觉，我笑的时候跟我妈妈太像了。”星星说道。

2023年，因为姨妈家的表姐结婚，他回到了妈妈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在那里，妈妈的形象逐渐从照片的样貌里立体地浮现了出来。妈妈也曾是个调皮的小姑娘，家里的亲戚告诉星星，妈妈小时候非常开朗乐观，走路带风，还会翻跟头，睡觉的时候是四仰八叉的。爸爸和妈妈的爱情故事也被姨妈和姨夫不断讲述。星星说：“我爸和我妈是在我们老家读大学的时候恋爱的。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爸要回东部的家乡去，两人分手了。后来他还是舍不得，就回来找我妈。结果我妈搬家了，联系不上了。我爸爸很失落，去一家饭店吃早饭，没想到，竟然在那跟我妈妈不期而遇。”

星星告诉我，他不断收集起妈妈这些美好的故事之后，内心突然感觉到不安，“或许妈妈是不愿意接受我，不愿意成为妈妈这个角色，所以才选择离开的”。星星的爸爸告诉他，在星星出生后没多久，妈妈疑似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去世之前，她经常回到老家去休养治病，很少陪在孩子身边。星星说，他重新寻找妈妈的那一年，正好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他在电影院看了三遍，“每一次都会哭。我在想，我的妈妈以前也是个那么有活力的小姑娘，她也有她自己想要去实现的东西，她不应该被她的孩子束缚住”。

《你好，李焕英》剧照

星星说，他把这些话讲给亲友互助小组的成员听时，很多人都哭了，“郎老师跟我说，我的妈妈一定是爱我的，不然她不会在临死前先安顿好自己的孩子”。星星的爸爸告诉他，妈妈离开时是在傍晚，她先让奶奶把星星带走去吃饭，然后才自己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小组里的很多成员，都是能当我妈妈的年纪。她们跟我说，如果妈妈看到了今天的我，她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星星告诉我，那一次他在谈起自己的母亲时，终于哭了。“很奇妙，我从一群陌生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我妈妈对我的爱。我突然觉得，我的妈妈，她应该在另外一个世界，也在牵挂着我。”星星说。

亲友互助小组有陪伴，有安慰，也有对彼此经验和感受的借鉴。有一次小组活动，一个妈妈讲述了自己的困惑，她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丈夫自杀的事情告诉3岁的儿子。那一次星星也在，他告诉这位母亲，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他希望家人可以尽早告诉他关于妈妈的真相，“我觉得这无论对于逝者还是生者，都很重要”。星星告诉我，到底该以怎样的方式跟一个3岁的孩子谈死亡，他其实也不确定，“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曾经鲜活过，幸福过，曾经陪伴我们走过一段珍贵的人生旅程，他们就不应该被忘记。而对于活着的人，家人出于爱的动机，想保守住秘密，好像隔离了悲伤，但对于亲人的那份爱也一起被隔离了”。

星星说，虽然他不赞成家人向他隐瞒真相，但通过小组的交流，他反而更体谅了他的爸爸。“我在小组里了解到，很多亲属都会抱有自责的情绪。代入我爸，他肯定会自责那天晚上如果他在家，是不是就能留住我妈。而且我奶奶说，在我妈刚走的那几年，我爸一直挺担心我的”。

星星说，爸爸后来又结婚了，他又有了一个妹妹。然而爸爸事业上不顺，妹妹身体也不好，爸爸一个人承担起这么大一个家庭的重担，这让星星很心疼。爸爸也把心里的哀伤埋藏了起来。他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谈起妈妈仿佛看不出悲喜。“只有一次，他落泪了。”星星说，他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年，爸爸带他到妈妈的墓前告慰，“我爸哭着问我，是否还记得妈妈的样子”。

这几年，星星一直在努力地去纪念妈妈，去实现情感的联结。在妈妈去世2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小星星和彗星妈妈的文章，“彗星妈妈很爱自己的小星星，但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使命，她没法陪伴你的一生，但是再短的陪伴也是有意义的”。过年回老家时，星星第一次一个人去墓地看了妈妈，他告诉我，他带了一只小海豚玩具摆在墓前，他觉得那个形象跟自己特别像，他希望妈妈不再孤单。

从疗伤到陪伴

按照哀伤疗愈的理想设计，参加亲友互助小组的成员们可以有两种形式的辅导过程。

在10多年前，中心引进了一套名为LOSS（为失去所爱的人提供关爱和帮助）的来自国外的自杀亲友哀伤辅导课程，它有连续八周的小组课和月小组活动，由一个心理学专业人士作主持人和两位自杀者亲友志愿者组成支持体系，带领若干个新入组的成员认识哀伤，在哀伤历程中，人们会经历从回避到面对，再经过适应，逐渐重建生命意义的心理过程。

《亢奋》剧照

理想中，新成员在完成连续八周的哀伤辅导后，可以接着进入每月一次的线上小组活动，那里面有更多的老成员们，大家以讲故事和自由讨论的方式来继续疗愈受伤的心灵。郎俊莲告诉我，但是之前LOSS八周小组的招募一直不太顺利，同一时间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时常不够。作为变通，郎俊莲通常会把LOSS中提到的理论知识化整为零，一点一点地渗透在常规的月小组活动里。

今年过完年，郎俊莲终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线上连续八周的辅导。在亲友们的建议下，这次课程改名为“手拉手，心连心亲友互助团体”活动，借鉴了刘新宪哀伤团队的模块化哀伤辅导模式及LOSS项目八周课程内容，并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哀伤文化，为新报名的八个成员设计了八个关于疗愈哀伤的主题。郎俊莲说，成员们带着各自的悲伤，在“接纳的、非评判的、温暖的、支持的”团体氛围中，分别讲述自己的哀伤历程，“看见哀伤、看见自己的生命力量，知道自己经历的大家也都在经历着，每个人在分享之后，会得到同伴的支持和关爱，他们在团体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关于哀伤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彼此的陪伴和支持”。其中有一个叫小梅的成员，她在课程中不太爱讲话，但私下里告诉郎俊莲，其实心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梅的妹妹在18岁的时候自杀了。郎俊莲告诉我，姐妹俩当时在同一个工厂里打工，小梅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跟妹妹抱怨“活着有什么劲啊”，结果妹妹在两天之后跳楼了。无法承受创痛的小梅开始了长达20年的逃离过程。郎俊莲说：“她离开了打工的城市，躲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她告诉我，那时候哪里黑，就往哪里走，觉得在黑的地方可能会遇到妹妹的灵魂，看到小飞虫飞过来，她也会想这会不会是妹妹变的，她飞过来是想来看看我。”

郎俊莲说，妹妹的离世让小梅的全家一直都在经受无声的折磨。“在小梅的老家，自杀者是不能进祖坟的，家人只能把妹妹的骨灰埋葬在村口的一块乱坟岗。而且老家有风俗，家人不能去给自杀者上坟，否则会给家里带来厄运。你要知道，遇到了这样的创痛，人心是很脆弱和恐惧的，小梅的爸爸妈妈因此一直不敢去给妹妹上坟，家里也不敢公开纪念和讨论去世的妹妹。”郎俊莲说。

小梅告诉郎俊莲，在这次线上亲友互助团体辅导中，她终于鼓起了勇气，清明节时去给妹妹上坟了。小梅的弟弟也支持她，弟弟说：“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但我要去。”10多年后，姐弟俩带上了妹妹生前最爱的鲜花和她最喜欢的食物，终于第一次公开地祭奠了孤零零的妹妹。在这之后，父母也释然了，家里开始摆放鲜花，“小梅跟我说，现在全家人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想妹妹了”。郎俊莲告诉我，小梅经过了哀伤疗愈的过程，也终于完成了对妹妹的哀悼。

《周围的事》剧照

不过郎俊莲觉得，作为重要理论支撑的LOSS体系还不足以实现小组活动的全部功能，“LOSS在帮助人们认识哀伤，厘清概念上是很有效的，但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亲人离世这一事件”。上一次月团体活动的主题是“时间轴上的故事：我的得失体验”，“在提到时间轴时，很多人都会讲到与逝者有关的故事，但这是以生者为主体的讲述。我们考虑的是生者的人生，他们应该如何好好活下去。”郎俊莲说。

如果把哀伤当成生者生命历程的一部分，郎俊莲觉得自己的角色就变了。“最开始我也有过苦口婆心的阶段，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能积极地去想问题，为什么不能看到阳光的一面，但我发现这么说根本没有用。”郎俊莲告诉我，一个人如何去想问题，如何做选择，只能是自己说了算，“大家面对哀伤的节奏不同，需要的时间长短不一。我们只能是一个陪伴者，他们是自己生命的专家，要多倾听，多陪伴，少提意见”。

陪伴意味着细心呵护，也意味着接纳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

在小组里，彭姐可以算是待得最久的成员，比郎俊莲来得还要早。她今年74岁，20年前，她的丈夫因为心梗去世。“原本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一觉醒来就什么都没了。”彭姐告诉我，丈夫死后，她曾经一蹶不振甚至爆发应激性的精神分裂症，总想着寻死，在医院住院半年。出院后，她开始给干预热线打电话，“每晚都抱着电话，从天黑一直拨到天亮，热线的十几个接线员都认识我”。

严格说来，彭姐本不应该进自杀亲友互助小组，但随着她的故事展开，小组成员看到了更多伤痕的过往。动荡年代，彭姐正上中学，曾经亲眼见过同学被打死。彭姐的奶奶是吞鸦片自杀身亡的。去插队时，她又见证了同公社的一名女同学上吊自杀。她自己也曾遭遇过殴打。

在彭姐进入小组的前几年，大家都很为她担心。“总是低着头，眼神也是木的，除了介绍自己的名字之外，她什么都不说。”郎俊莲向我回忆道，有时小组活动会有艺术治疗项目，彭姐在做出的手部模型上，涂满了触目惊心的红和黑，“是一个明显的创痛表现”。有时她也跟着大家去郊外玩，郎俊莲嘴上不说什么，但私下里跟大家打好招呼，要多留心，注意彭姐的人身安全。

在陪伴彭姐的过程里，郎俊莲一直仔细体察着她的内心。

彭姐晚年的经济状况不好，每月只有4000元的退休工资，丈夫去世时她手里原本攒着十几万块钱，但被她出去旅游用光了。为了补贴家用，她打一些零工赚钱，去当临时演员，或者去艺考班的画室里当人像模特，一天能赚130元。有一次她去燕郊的画室当模特，错过了回北京的末班车，又舍不得花钱住旅馆，她在漆黑的冬夜里走了很久，最后在网吧里凑合到凌晨5点，赶着早班车才回到了家。

即便如此，但郎俊莲知道，彭姐一直都很怕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愿意让别人给她花钱。“如果我们小组活动之后，把没吃完的零食给她装上，她会很开心。但是谁如果专门给她买东西，她并不乐意。我们得明白，彭姐不愿意接受怜悯，即便你是好意，她也不会开心的”。

《我亲爱的朋友们》剧照

我跟彭姐约在下班时间在商场里见面。郎俊莲得知后，小心翼翼地发信息问我，是否可以请彭姐吃个饭，“她年龄大了，挺辛苦的。或者能不能给她带个小礼物，让她高兴一下？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会再找机会补一份礼物给她”。

最后彭姐只同意跟我去商场地下一层的排档里吃一碗简单的面条。饭很简单，但她热情很高涨。一坐下，她就掏出四五个充电宝，给自己的手机依次充上电，她告诉我，现在每天早上7点出门，跨过半个二环，去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上班，“纯当志愿者，不挣一分钱”。

而在她开朗乐观的背后，她的家庭生活其实并不安宁。彭姐婚后没有生育子女，丈夫第一段婚姻里的两个儿子过去一直跟着他们夫妻生活。在丈夫死后，彭姐跟两个儿子的关系并不好。亲友互助小组一位成员告诉我，彭姐丈夫留下来的是军产房，没法买卖，两个儿子一直想把彭姐赶走，阻止她使用厨房和卫生间，用语言讽刺挖苦她。但彭姐无处可去，只能咬牙挤在一间小屋里，“除了床和电脑，屋里就没什么东西了”。

郎俊莲说，小组成员听完都很气愤，出主意想帮彭姐争取到更多的个人权益，但是彭姐打定主意，不争，选择默默忍受。“彭姐说，如果她的丈夫知道了她跟两个儿子为了财产打起来，一定会很难过的。”郎俊莲对我说道，陪伴彭姐走过近20年艰难的路，她今天能这样积极地生活，已实属不易。“彭姐现在有了她愿意付出的事业和有奔头的生活，即便那不是别人理想中的，我们也应该尊重她。”郎俊莲接受彭姐忍气吞声的选择，她只说：“你对你的丈夫有这么美好的感情，真的很好。”

带着伤痛前行

“有时候我觉得郎老师带着我们就像一个游学团，今天我们要经过人生历程的这一站，要一起体验这样的旅程。”彬彬对我说道，最初的时候，他们都在穿越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小组成员彼此壮胆，只要能看到外面的光，就敢往前走，相信一定走得出去”。而到了旅程的尾声，郎俊莲觉得可以称其为“整合性哀伤”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带着哀伤去正常地生活。别想着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丧失就像身体上断了一条胳膊，它不可能再长出来。但也不能总在创伤里失眠、自责、焦虑、内疚，正常的状态就像钟摆，有时会摆到难过的区域，但生活还会继续。”郎俊莲说。

彬彬刚加入小组的时候，是她最好的朋友去世半年之后。她回忆说，那时进入到一种麻木的状态，对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爱的能力，按照悲伤与哀悼的时间模式，她几乎已经坠到了V字形的谷底。“有一天孩子跟我说，‘妈妈你能抱抱我吗？’我突然感觉被唤醒了，我想不能再这么萎缩下去了。”

小组里大多面临的是亲人的丧失，像她这样因为朋友自杀而痛苦不堪的是极少数。彬彬回味自己最初的悲痛来源，里面有不甘心和气愤的成分，“我总是用理性去思考，这是一段不值得托付的感情，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沉溺在里面不断地伤害自己？我用尽我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办法，希望能把她从沼泽中拔出来，最终，全都输了”。

好朋友是彬彬的同窗好友，“从16岁到18岁，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我比她大，她把我当成她的姐姐，我把她当成妹妹，我们是那种好到天天一起上厕所的友谊”。彬彬说，毕业之后，两人又先后来了北京，住得也不远，两人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彬彬先结了婚，而好朋友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从此开始长达六年的感情困扰。男人不愿意离婚，好朋友数次以死相逼，每一次都是彬彬赶去救人。直到第11次，彬彬在外地出差，接到朋友的诀别电话时，已经预感到这可能是永别。“她那一次走得很决绝，同时用了好几种方式。”

彬彬感觉到被撕裂的痛，“我为她感觉到不值，一条生命活到了30岁，正是最好的年华，她本人也非常优秀，在公司里总是销冠，但就这么过完自己的人生吗？”彬彬为好朋友操办了后事。那位有妇之夫没有来，他后来给彬彬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跟家人出国生活了，手机号即将停用。好朋友的家人也没有来，彬彬说，江西农村重男轻女非常严重。

彬彬告诉我，她之所以后来能够从好朋友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是因为她放弃了理性思考，“郎老师带着我们，去接纳离世者做出的选择”。彬彬说，她感受着好朋友的痛苦，渐渐地有所释然，“她的家庭那样对待她，她一定希望可以被人像小女孩那样宠爱，只是她所托非人。她想终结自己的痛苦，但是选择了一种旁人觉得很傻的方式。而一旦我接纳了她是在想办法解决自己的痛苦，我就意识到，我要尊重她对于自己生命的主权”。

彬彬说，在尊重和接纳好朋友的选择之后，她开始意识到，可能在好朋友生前，她的努力用错了方向。“那时总是说这个人不值得，也打上门去，去那人的公司里闹过，想的全是解决她跟这个男人的关系。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应该做的是帮她跟这个世界建立更多的联结。人如果认为自己只有一个身份存在，那么这个身份一旦被剥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应该去帮助她探索更多的生命体验，她的人生不应该是由她的家庭，或者由某一个个人来决定。”

这样的思考对彬彬理解哀伤疗愈同样适用。“很多人在感觉到丧失之后，会在痛苦中走不出来，认为只有痛苦才能证明自己活着，才能证明自己仍在思念着亲人。”彬彬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的一种工具化，“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只需要沉溺在跟逝者的这一段关系里，其他的都不需要关心了”。

在最亲密的朋友离世之后，彬彬学会尊重和接纳朋友的选择，并开始探寻人生的意义（黄宇 摄）

在疗伤的同时，新的思考也在帮助30岁的彬彬解决人生的困惑。“那时候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遇到了一个对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这时人往往会感觉到迷失，觉得我这一辈子是不是也就这样了？”彬彬告诉我，在意识到人生应该有更多可能性之后，要为自己创造意义。她跟着公司同事一起去资助了张家口一座村小的女童上学，结果一发不可收。

彬彬告诉我，一开始她只是想寄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后她跟一个朋友商量，准备买些文具去看看孩子们。朋友开车载着她一起去，跟着10个资助的女孩玩了一会儿，正准备打道回府，这时一个一直漫不经心、不愿搭理人的女孩跑出来问彬彬，下周是不是还来？“我被问住了，本能的反应是答应她。”彬彬说，第二周朋友不能再陪她来，她周五下了班，先坐地铁到德胜门，再转长途公交去怀来县，一路颠簸，在村小里住两个晚上，跟女孩子们一起度周末。“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人不需要很伟大，也不需要很富有，此时此刻能够来到这里，人生就有了新的意义。”彬彬告诉我，她后来一直坚持了五年，陪着这些女孩小学毕业。如今她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当年那个不爱说话的小女孩后来考上了大学，生活得很安稳。

彬彬今年50岁了，她选择退休，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继续她的探索之旅。4月初，她去北京密云区一座寺庙法会做义工，院子里有很多牡丹，师父让她把快要凋谢的花朵剪掉，以免结籽空耗养分，影响第二年花的生长。彬彬说，她最初看着花那么美，特别不忍心。“就好像和我生命中很美好的东西告别一样，它们离开的时候，我也觉得痛苦。”虽然时间过去了20多年，但她仍然会偶尔想起那位离世的好姐妹。“但是忽又想起师父的叮咛，才觉得生命中也不乏被修剪的痛楚，清风拂过，抬头望天，释然并感恩。”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4期。文中温若雨、老张、星星、小梅、彭姐均为化名。有相关需求，可关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微信公众号，也可拨打24小时不间断的北京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亲友专线为010-62712221，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08：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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