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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所有手机软件,都在“引诱”我的孩子社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6-03·阅读时长2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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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结。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超级黏性App互联网社交已经变得无处不在,Z世代在听歌软件上社交,在看视频时社交,在学习甚至改错题时社交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最近的不到20年时间里,而我们的大脑可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文|魏倩

刷不完的社交媒体

儿子6岁那年,北京家长木易第一次给他买了平板电脑。购入平板电脑时,她和丈夫提前商量过,要跟孩子约法三章:第一,这是属于全家人的电脑,他只能在学英语时使用;第二,为了保护视力,要限定使用时间;第三,设置密码,只有父母可以开机。

一段时间过去,制度执行得挺顺畅,孩子英语也确实有了进步,木易很满意。但慢慢地,她发现孩子打卡学习的时间似乎变长了。直到有一天,她在客厅里看见孩子在视频跟读结束后,点击了一个按钮,再接下来,App向他推荐了其他孩子分享的跟读视频,然后,让木易惊讶的一幕出现了——6岁的儿子很自然地开始上滑屏幕,持续不断地观看其他孩子的视频,并试着给它们点赞。

“我心惊肉跳,马上觉得这个学习不能继续下去了”,课程还没结束,她就收回了平板电脑,“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学习App也在搞这一套,哪里都有网络社交功能,逃都逃不掉”。

木易一家的敏感来自于她和丈夫的工作经历。她曾是一位从业10余年的科技媒体记者,她的丈夫常年从事网络安全工作,两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网络,但也因此对互联网产品的运作逻辑多了几分谨慎。她当时识别出那个学习App所鼓励的分享、点赞和链接模式,就是社交媒体最基本的吸引用户的方式,“我天天都在跟产品经理打交道,太知道互联网平台吸引用户的策略了”。

《小欢喜》剧照

一般而言,社交媒体被定义为供人们创作,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及经验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2025年出版一本新书《焦虑的一代》,指出“Z世代”(1995年后出生的一代)在青春期遇到手机(这里指“所有能连上网络的产品”),因而遭受了一些根本性的伤害,比如社交障碍、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问题。

这不是乔纳森·海特第一次对手机提出直接指控了,他在2020年就曾指出,当下的美国年轻人正成为“娇惯的一代”,学生们变得更加脆弱、焦虑,更容易受到伤害,而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乔纳森·海特总结的社交媒体四大特点分别为:用户建立个人档案、用户生成内容、发展人脉网络、互动性(比如点赞、留言、分享)。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学习App也可以算作一种社交媒体。而这也是很多青少年在接触互联网时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在这里,社交是无处不在的,你可以在听歌软件上社交,可以在看视频时社交,在学习时社交,甚至在改错题时社交。

社交为什么如此重要?其实,它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能。美国社会与消费者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卡尔·D.马尔奇(Carl D. Marci)指出,人的大脑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渴望,当我们在与伙伴面对面交谈时,当遇到那些双方都感觉到有意义的时刻,两人的生理反应会变得相似。而在和他人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渴望时,大脑会分泌令人感到愉悦的多巴胺。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征,在原始部落时代,善于社交合作让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最早的社交媒体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长期研究社交媒体,他告诉我,不管是美国的Facebook(脸书)还是中国早期的人人网,人们注册并登入其中,一开始都是为了复制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同时与陌生人建立联结。但很快,“分享文化”开始流行了起来,“关于Web 2.0时代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叫作‘Sharing and Web 2.0: The emergence of a keyword’。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分享(share)是一个有指向性的词,而在这之后,分享(sharing)本身成了一种道德和伦理。互联网鼓励‘share you with the world’(向世界分享你)的行为,后来的很多数字平台,都是在这个逻辑上建立起来的”。

一切始于2009年,Facebook推出了点赞功能,Twitter(推特,现名“X”)推出了转发功能。不要小看这两个简单的动作,通过这些按钮,用户的发文具有了一定的量化标准,这让他们开始更专心地对待每一次推送,也让那些更刺激更容易挑动情绪的内容数目开始增长。

《二十不惑2》剧照

而从大公司内部来看,这种鼓励分享的机制是他们商业模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20年,Netflix推出了一部名为《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的原创纪录片,许多Google、Facebook等大公司的原始开发者出镜,展示了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和算法机制。其中,Facebook商业化的早期负责人蒂姆·肯德尔(Tim Kendall)介绍,为了使公司实现盈利,他们最早引入广告模式,即将用户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来获利,但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平台意识到,广告主需要更具确定性的投放。他们发现,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个体数据和交互行为生成预判模型,从而更加精准地出售用户的“认知改变”。

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2025年4月,一家头部短视频平台第一次公布其算法原理,在当时发布的新闻通稿中提到,“推荐算法核心目标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点击、浏览、喜欢、转发、收藏等),构建个性化的推荐模型。系统会基于用户历史动作、对象特征和上下文环境,采用算法模型,预测用户可能会对什么样的内容产生什么样的行为。算法已几乎不依赖对内容和用户打标签,而是通过神经网络计算,预估用户行为,计算用户观看这条内容获得的价值总和,把排名靠前的内容推给用户”。

Google的早期产品经理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指出,技术公司主要要实现三个目标,“一个是参与度目标,增加你的使用,让你一直滑动屏幕;一个是增长目标,让你不断回来,尽可能邀请朋友;最后一个是广告目标,确保一切按照预期发展”。

如今的社交媒体背后,有无数互联网工程师在想尽办法实现以上目标。和很多硅谷的产品开发者一样,特里斯坦·哈里斯曾在斯坦福大学的“劝服技术实验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学习,在那里,科学家们专门研究如何利用人类心理学知识来改变、影响人的行为。他们学会在产品中使用最原始的“成瘾机制”,比如积极的正向强化、无法预测的奖赏等,增加用户的停留和使用时长。可以说,接入互联网后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像一台老虎机。

分享、点赞等社交行为既可以成为一个吸引用户的“钩子”,促使他不断打开App,也可以为预判模型提供数据。在那部纪录片里,导演专门模拟了一个美国普通家庭成员使用手机的情况,当大儿子上课时,算法系统根据孩子们的实时定位和之前的交友申请,确定现实中的人际网络,向他推送一条心仪的女孩在照片中“圈”他的推送,于是,他很快在课桌后点开了屏幕,给对方留言。而在屏幕那一侧,算法拟人的小人们开始庆祝,再后来,根据精准的数据模型,他们先给男孩推送了一条视频,又在后面附上了运动鞋的广告。

《复仇少女组》剧照

这也是木易看到那些点赞按钮后特别担心的事情。她经历过2012年移动互联网迎来爆发后的媒体时代,“当时层出不穷的‘O2O’‘UGC’创业公司,讲的都是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客,如何增加黏性,如何让用户留在我们平台上……现在又有了各式各样刷不到底的‘no end’的平台,我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过早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社交媒体这个词已经有点过时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交媒体,其实都已经成为一种‘超级黏性App’。”董晨宇说,“不是它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它。”而这种媒介环境的改变,也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上,“比如有人说微博是社交媒体,但你也可以在上面买机票买电影票,你也能用微信打车,用短视频软件抢饭店的优惠券,社交媒体变成了数字平台,其他的平台又都在鼓励社交。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最近的不到20年时间里,而我们的大脑可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博主之路

木易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除了社交焦虑带来的过度比较、抑郁情绪和成瘾行为之外,科学家们尤其担心的是数字平台对大脑的“重塑”。2011年,卡尔·D.马尔奇所在的专门研究消费者神经科学的内省研究公司(Innerscope Research)做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数字移民相比,数字原住民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数字设备上,他们在不同数字媒介之间的切换次数也更多,可以说,他们对媒体的注意力要比上一代人下降了一半还多。排除掉不同年龄段大脑的注意力特征,依然能得出结论,数字原住民要比数字移民更容易感到无聊、紧张和注意力不集中。

拥有手机快五年的高一学生园子已经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园子今年16岁,是贵阳一所高中的学生。她在生活中是一个身穿绿色校服、喜欢扎马尾的普通女生,但在小红书上,她是一个拥有5000多粉丝的“小博主”。园子是从初二开始做博主的,拍摄的主要内容是学习Vlog。打开她的主页,视频标题大多是“高效学习”“高能量爽学”,大概就是把自己的学习过程用手机延时摄影拍摄下来,掐头去尾,剪辑好再配上喜欢的音乐。因为主打“励志向”内容,虽然画面并不算精致,还是慢慢积累了一批粉丝,甚至还接了几次广告。

园子一开始并没有做博主的打算,刚注册小红书时她还在读初一,刚进入一所住宿学校学习,妈妈给她买了手机,用来和家人联系。身边都是新同学,她又不太爱和人主动交际,慢慢地成了班里不太有存在感的一员。但闲下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迷上了看人抄书。那种视频一般都有很精致的本子和钢笔、彩墨,抄写些抒情的句子。也有人会抄大部头的书,一笔一画很是解压。园子也学他们的样子布置了自己的桌面,周末回家时就在书桌一侧摆上手机拍,后来她发现如果放一张小镜子,画面会更通透,就又专门购置了装备,收纳盒、小摆件、书、茶杯,一应俱全,但拍完发出来却反响平平。

《少年派》剧照

她起初以为是自己笔迹不够美观,又担心是自己角度没找对,剪辑节奏不好。研究很久后,她意识到,按照自己现有的资源,很难布置出其他博主那种或梦幻或简洁的桌面风格,于是在剪辑某一期视频时,她把自己的心声加了进去:也许普普通通的人生,也是值得过的人生。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获得了很多同学的共鸣,单条视频点赞量就超过了200。于是,园子决定继续走这条“真实”赛道,不再专门设计桌面,每次找到合适的角度把手机一放就可以开拍,剪辑的目标当然也是要呈现出一种“什么都不顾,只要沉浸式学习”的粗糙质感。

园子慢慢摸到了一点流量的逻辑。大概发到第10个视频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学博团队”找到了她,想让她在发布视频时带上话题,可以增加投放量。她发现,原来过去推到自己首页上的帖子,很多也都有团体协作的痕迹。而那些让自己开心的点赞和评论,也慢慢成了现实的考量。有一次,她发现有个抄书博主在挑战“用一支笔的墨水抄名著”,她就模仿着做了一个“一支中性笔要多久才能写完”的挑战,播放效果很不错。再后来,她也尝试过各种“明星伴学”,即把喜欢的明星照片剪进自己的视频里,这样就能利用明星的吸引力来增加推流。

但园子还是明显感觉到,随着升入高中,这个博主的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学习带来的挑战叠加着粉丝增长的压力,让她越来越不知道该拍些什么内容了。年初,一个卖护肤品的广告商找到了她,请她拍摄了一条开箱视频。赚钱的滋味当然很不错,但园子又开始担心喜欢学习的粉丝会因此而流失。患得患失之下,她失眠了一次,然后加倍努力地拍摄了一期假期沉浸式学习的视频,还在其中加了不少粉丝喜欢的“打鸡血”内容。全部剪好发完后,她感觉自己“再也不想拍视频了”——当然,她还在继续。

那天聊到最后,我还是问了她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作为一个“学习博主”,拍摄活动真的会让学习变得更高效吗?我向她分享了一个研究者们的观察,在忙于媒体多任务处理时,大脑的工作会更努力,但实际效率却会下降。或许我们只是在享受那种“我在努力工作的感觉”。园子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先发了个“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表情包,“起码我们还是让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了吧。”她说。

《复仇笔记》剧照

留白是必要的

木易现在在北京一所全人教育学校工作,学校一直很重视对手机等电子媒介的管理。为了修订《学生文明守则》,有老师对高年级孩子说脏话的现象进行了调研。一位同学上课时说了句英文的脏话,老师找到他批评教育,他却对老师说,这话是从游戏里学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联想到平时见到亲戚朋友的孩子们时,还在上小学的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在社交媒体上有多少好友、多少粉丝,一个“热梗”就能迅速“破冰”的画面,木易也不得不感叹媒介给一代人带来的深刻改变,儿子6岁时的“平板电脑事件”已经过去快六年,她仍在坚持少让他接触智能设备的原则,唯一属于儿子的电子产品只有一个“不开通支付功能”的智能手表。

有一年春节从老家回北京时,木易做了个实验。她想看看两个儿子是否可以在没有手机和iPad的情况下坚持五个小时的车程。行前,她特意请大儿子设计了几项路上的备选活动,比如“数一数这一路上到底有多少行车隧道”。一路上,除了开始时4岁的小儿子因为不愿离开老人大哭了一场,需要用《小猪佩奇》安抚一下之外,整个旅行竟然意外地平和。丈夫在开车,她在和儿子们数隧道、聊天、在纸上画画,五个小时也就这样过去了。“当然也有大眼瞪小眼,感觉很无聊的时候,但我有时也在想,在这个时代,大多数小孩儿的时间都被无意识塞满了,其实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无聊是可以被允许的,留白也是必要的。”

“不过,这样的方式当然比电子保姆‘费妈’”。木易告诉我,疫情爆发的那一年,她和丈夫做了个决定,他们把城里的房子租了出去,举家搬到了北京六环外的农村小院里。幸运的是,那周边也有一些成熟的新教育学校,能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在小儿子入学的自然教育幼儿园,拥有天然的院落和一大片果园,鼓励孩子们自由玩耍,注重感官平衡发展。在这里,大儿子除了上学,还学会了做木工,在家里的院子中养鸡、种菜,遛自家的小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也再没和他们提起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事。

《沙漠之王》剧照

木易的做法也是很多互联网研究专家所倡导的,他们相信,当我们在现实中给孩子提供更丰富的生活和社交体验,他们就不太容易沉迷于互联网的花招。这来源于对“成瘾”的基本假设,即人们是出于逃避,才对互联网或者其他活动成瘾,它是一种让你感觉自己拥有能力的简单方法。在研究药物滥用等成瘾行为时,科学家们就发现,当把那些在实验室里表现出“赌博行为”的鸽子们放到大笼子里时,它们会开始飞来飞去,和其他鸽子社交,停在自己喜欢的架子上,然后停止“赌博”。“这些鸽子会让你想起今天的人类,很多人对于太容易获得资源而感到厌倦。我们花更少时间探索与搜寻食物,在户外的时间更少。我们的社交世界改变了,因此寻找填补这个刺激缺口的其他方式,来分散注意力或安慰自己。”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赞托尔(Thomas Zentall)说。

但木易也明白,自己的方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学校里一位八年级孩子的家长曾对她说,或许他们家现在还能保持相对平和的状态,是因为她的儿子刚刚进入青春早期,“到了更高年级,该经历的总要经历”。除了学校的“手机禁令”,她更强调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要主动作为,和他们一起制定规则,帮助他们在不同阶段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结。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1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木易、园子为化名。参考书目:卡尔·D.马尔奇《放不下的手机》;麦可·伊斯特《大脑不满足》;乔纳森·海特《焦虑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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