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天我从学校回来，和妈妈约好她来高铁站接我。在车站等了很久，一直没看到她，手机也打不通。后来我终于打通家里很久没用过的座机，电话那头传来妈妈微弱的声音。

《世界奇妙物语》剧照

她以为自己只是低血糖晕倒了，让我打电话给爸爸，幸亏除了打给爸爸，我还坚持打了急救电话。后来听邻居说，救护车先到，打不开门，犹豫要不要破门，爸爸正在赶回家的路上，让他们暂缓破门。

爸爸到家后，妈妈被紧急送医，初步判断是中风，被送到脑神经科接受治疗后依然迅速恶化，四天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她右半边身体几乎瘫痪，失去了语言能力和大部分认知，只能在我和爸爸探望时拉着我们的手，努力挤出一个歪斜的笑容。

她的颅内压不断上升，医生不得不为她做了两次开颅手术。入院时，为了融化肺部血栓，她本来服用了抗凝血药，此时也停了，随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第一次开颅手术中，医生就发现她的血液有些异常，但由于检查报告尚未完全出齐，具体情况不明确。第二次开颅手术前，医生发现她的白细胞异常，随后查出妈妈还患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在中风、肺栓塞、白血病三重打击之下，妈妈无法再化疗，也无法服用标靶药（即靶向药），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细小的栓塞一点点变大，堵塞心脏和血管。此时，妈妈也不能再做手术摘除死亡的脑组织来减轻颅内压了。

香港的医院不需要家属24小时陪护，只能在固定时间探视。妈妈住院那阵子，我和爸爸轮流去看她。爸爸蔫蔫的，看不出情绪起伏，我跟他说妈妈想喝什么汤，他就简单煮一煮。偶尔我和他聊起妈妈的情况，他总是说，别想了，也别说了。

但有一天，我把妈妈之前做的菜倒掉了，他忽然生气，问我：“你为什么要扔？扔了，是不是这个人就没了？”他说我这样做不够避讳，不够讲究避谶。最终，妈妈在入院10多天后去世。妈妈去世那天，爸爸少见地嚎啕大哭，以后就开始每天吸烟、失眠，我有时只能陪着他一起睡觉。白天，我们也一起出门、一起奔波于各个政府部门，处理后事、填表、提交资料。他很少和我说话，不停地抽烟，我们两个好像都很茫然，他没有跟我谈起今后的生活安排，我也没问。

《入殓师》剧照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你晚一点可以养只小狗。我以前就挺想养狗的，爸爸这么说，我就开始上网查各种狗狗的品种，一只一只问他：“这个算不算小狗？”

妈妈离开11天后的凌晨，我被剧烈的喘息声吓醒，发现是爸爸发出来的，他已经人事不省。我马上对着他大叫，摇晃，结果都毫无反应。我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在救护员指导下将他从床上拖到地上，进行心肺复苏。

把爸爸拉到地板上我才发现，他眼睛通红，脸色黑得吓人。我持续进行了十分钟的心肺复苏后，救护车和警车终于到达，急救人员接手急救，使用电击仪器和心外压机器尝试抢救。最终，在医院的急救室，医生用了强心针和肾上腺素后，爸爸暂时恢复了心跳与血压。医生告诉我，爸爸是突发心肌梗塞，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将近半小时，时间太长，脑部已严重受损，失去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只能靠医疗仪器维持生命体征。

在爸爸抢救的时候，我不敢睡觉，害怕一觉醒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晚我甚至忘了带手机，就跟着救护车匆忙赶往医院。

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爸爸第二次停止心跳，急救成功不到半小时，又发生第三次心跳停止，八分钟后，依然未能恢复。医生从急救室走出来，问我还要不要做复苏，并表示此时复苏意义已不大。我决断不了，把这个“权力”交给了电话里的亲戚长辈。我跟他们算不上十分熟悉，但此时让他们来做决定，心里会好受一点。根据亲戚的建议，最后我和医生说，如果急救30分钟后仍无反应，便放弃急救，保留相对完整的遗体。

父亲最终没有醒来。

发生这一幕时，我独自在医院，面对爸爸的遗体，我以为医院会立即处理，就坐在病床前等着负责的护士。等了好久，一抬头才发现，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爸爸的双腿和颈部都出现了紫色斑点。但在仪器辅助下，他的胸腔仍然有规律起伏。强烈的反差让我极度不适，我走出病房，请求工作人员尽快进行遗体处理。后来我才知道，医生以为我要等爸爸的亲戚从外地赶来后才收殓，所以没有做任何处理。

母亲去世后数日，我认领了她的遗体——头骨严重变形、面部冻得通红。谁知道几天后，我又认领了鼻孔和嘴巴被棉花塞住、脸部变形的父亲的遗体。在香港，火化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认领遗体后，一般还要等上半个月左右。爸爸出事后，我把妈妈原定的火化时间改了，让她跟爸爸一同火化，葬礼也能够一起办。

在殡仪馆时，我看到由遗体化妆师整理过的爸爸妈妈。他们穿着灰色西装，盖着往生被，面容安详，像蜡像一般，已认不太出来原本的样貌。后来我看电影《破·地狱》，影片里讲到，有些人会在逝者离世后摸脸、换衣服、擦手……而我在父母去世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没打防护，不能碰”，我很听话，什么都没做。

我常常会想，在把遗体从冰柜中取出、更衣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骨头会不会被弄断？在医院里躺了那么多天，会不会生出压疮，会不会感到疼痛？那些画面让我像在远处陪伴他们走过了一程，弥补了我因为害怕而错过的细节。

2023年7月19日，我亲手按下了火化的按钮，一切化为灰烬。

《破·地狱》剧照

我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的经历，有不少人觉得，我19岁独自处理这些变故，很有主见。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真的很有主见的人。我只是已经在脑海里无数次推演过这种情况了，甚至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果然发生了。”

我父母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生我时已接近四十岁，爸爸还患有糖尿病，所以我从小就隐隐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离开了，我该怎么办？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常常盯着他们看，想着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几年前，在家里的长辈接连生病、去世后，我开始格外担心父母的身体，还建议他们买一块带健康监测和跌倒报警功能的手表。我反复提起，他们反而有些不耐烦，说：“有空就去看，迟点再说。”那种功能齐全的健康手表要上千元，直到他们去世，也没买成。

他们对健康一直不太重视。记忆里，除了爸爸会定期抽血复检糖尿病，爸爸妈妈都从未做过一次完整的体检。但事后回想，妈妈突然中风并非毫无预兆，她身材偏胖，长期受关节疼痛困扰，脚也常常浮肿。我原先以为，她的浮肿是干体力活太疲劳引起的。但实际上，她的免疫系统可能早已出现问题。

《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我妈妈是闽南人，上世纪9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我爸爸原本在内地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后来也跟着妈妈一起来了香港。妈妈和爸爸在香港换过不少工作，基本都是服务业。他们都做过保安，后来又先后去了同一家医疗机构当综合服务员，照料病人。因为工作时间相对灵活，同事年纪相仿，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比较长的时间。五十多岁了还在做体力活，一个月工资也不高，爸爸常念叨：“早知道当年就不来了。”他说如果当年留在内地，如今每月退休金会跟现在的工资相当。

我家在香港没有亲戚，和社区的连接不太深，不像那些老居民，对彼此、对社区里的保安、菜市场的摊贩都更熟悉，也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交圈。不过我妈妈还算是社交活跃的人，时常和朋友、同事一起吃饭，有人找她帮忙，比如调个班、代看店，她也几乎从不拒绝。家里日常生活中一些事情，比如邻里关系和同事间的人情往来、安排家务，基本也是妈妈处理。

但实际上，妈妈在生活中并没有太多主见，很多决定都会征询爸爸的意见。爸爸的老家在中部地区，他本来不算特别内向，但粤语一直说得不太顺，到了香港后，语言不通，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在家里，我通常跟妈妈说粤语，跟爸爸说普通话。除了在家写字和玩手机，爸爸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也很少和其他人来往，她已经习惯了通过妻子跟世界产生链接，一旦妻子不在了，就变得难以独自面对生活。

所以从妈妈住院到死亡，所有跟医生的沟通，都是我负责的。好在医院的社工给我提供了一些操作和流程上信息，包括可以申请哪些服务。香港公立医院的门诊、住院、药物和急症室的收费基本都是固定的，定价也比较低，不使用自费药物的话，通常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因为不想麻烦别人，爸爸也没有把家事透露给同事或者朋友，甚至不太愿意通知亲戚们。后来我还是给妈妈那边的亲戚打了电话，原以为他们会赶来，但他们都说家里很多事，来不了——可能当时也没意识到，情况已经那么严重。后来爸爸住院，我也马上通知了那边的亲戚，他们从内地赶过来了，但没有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处理银行账户，安排身后仪式、处理社交关系、梳理家庭琐事，一个一个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慢慢去解决。

但我其实从小就不太擅长与人交往，身边也几乎没有朋友。我曾经总觉得，只要能抱抱妈妈，一切还能坚持。等爸爸妈妈去世后，我反复想过，是不是我做得更好，爸爸妈妈就不会那么快去世了。后来我也跟香港做丧亲支持的社工聊过，他们告诉我，这是面对失去时的自然反应，不必苛责自己。

在父母去世以前，我就感觉到，自己正逐渐失去跟世界的链接，非常孤独。

我小学时一紧张就控制不住地眨眼，甚至有些抽搐，有些同学觉得我有点奇怪，话多，渐渐开始疏远我。我有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在小学时，有个朋友告诉我，和我聊天其实挺开心，但因为别人的眼光和压力，她不敢跟我走得太近。小学毕业露营，大家即将分开，她哭了，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其他同学立刻叫我不要递纸巾她，她根本不想要。在大家的起哄中，她嫌恶而抗拒地跑开了。

因为小学时成绩不错，我升入了一所不错的初中，但境遇却没有因此好转，甚至越来越差。我明显感觉到，很多人拿我取乐，我好像只能成为团队中的小丑角色，才能生存下去。有一次，老师要我去组织一个集体活动，大家都不想参加，就开始排挤我这个组织者。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担任过班干部了。

到了高中，我在学习上开始“摆烂”。高考那段时间，我每天上补习班，一边愧疚，觉得自己在浪费钱，一边又持续睡觉、玩游戏。我妈对这些都看在眼里，却装作没看见，仿佛我还很努力。

小学时，我的父母会给我升学意见，比如我想读女校，他们认为男女混合制的学校更能锻炼和异性相处的能力。但到了中学之后，父母也不能给我建议了，关于学习的决定，基本都是我独自做的。

我和妈妈偶尔会聊到我在学校里的社交，她总是说：“别人不喜欢你，肯定是你哪里不对。”听得太多了，我就不谈了。我去看过心理医生，想证明给妈妈看——你看，我真的很痛苦。但未成年人看医生需要家长陪同，于是我告诉妈妈，自己的偏头痛和耳鸣很严重，她以为是压力引起的，陪我去看了一次。医生并没有给我下诊断，我也没有好好吃药，没坚持做医生布置的功课，这事就过去了。

离开香港上大学后，我的人际交往稍微好了一些，虽然仍然没有亲密的朋友，但起码做小组作业能找到队友了，还有同学能帮我交个作业、传个笔记。

父母去世后，我好像没有什么非常崩溃的瞬间，但不敢一个人在家过夜，我感到强烈的无助、焦虑。回到学校之后，我找了很多校内的心理咨询师，他们有的会反复问我，为什么感受不到我的情绪，有的咨询师则暗示，是我对妈妈的忽视，导致父母去世这一系列事情。聊了一阵后，我开始觉得，既然没什么改变，先休学是不是更好。但是亲戚们都不太支持。他们劝我不要沉溺在悲伤中，不该要求别人，应该收敛情绪，做好眼下的事情。我照做了。

《悲伤逆流成河》剧照

在香港，我家一直住的是公屋，有点像内地的廉租房，父母去世后，人口减少，我需要从原来的公屋搬到一个更小的公屋。新的住所空间有限，我只带了一些必要的东西，比如家电、衣物等。可能希望有个新的开始吧，我没有刻意保留过去的痕迹，父母的遗物也只留了一部分，比如妈妈以前常用的包包。

爸爸妈妈就葬在香港。除了特殊的日子，我现在大概每半年会去墓地看他们一次。虽然父母以前也未必真的理解我，但只要他们在，能说说话，有人作伴，就还是一个家。如今一个人，那种孤独的感觉很难形容。

香港是个很忙碌的城市，地铁一直运行到凌晨一点多，我之前实习，晚上十一点多下班，地铁车厢里仍然有很多人，有时甚至连座位都没有。香港也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被切割得很清楚，同事就是同事，很难变成朋友。在这里，我常常觉得，人好像只剩“工作属性”了，脱离工作，你就没了位置，没了角色，无所着落，非常渺小和颗粒化，个体好像是不存在的。

我下班时间比较晚，回家之后就一个人看看小说，刷刷手机，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当然，香港是个很方便的城市，遇上什么困难，往往可以找相关的机构帮忙。也因此，个人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制度和服务体系的。因为住房面积普遍较小，香港人已经习惯了以小家庭为单位生活，没结婚时和父母住，结了婚就搬出去住，生活上的问题，也通常在这个小家庭内部消化解决了。当然，日常生活里，大家在小事上挺热心，搭个话、帮个忙还是不难得。

我还没谈过恋爱。我挺想有个伴的，不一定是恋爱或者结婚的关系，也不奢求“灵魂伴侣”的亲密，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共同分享一些情绪，一起经历事情，像个“锚点”，让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不那么薄弱。

《路过未来》剧照

有时候坐地铁，能看到一些约会软件的广告，有面向年轻人，也有面向中年人的。所以如今找个“恋爱搭子”并不难——可以一起吃饭、逛街，体验一些短暂的快乐，感受多巴胺的分泌。但要找一个真正三观契合、能建立长期关系的人，那就复杂和困难很多。尤其在香港，结婚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很高，素质教育几乎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奥数、珠心算、音乐、英语、体育等等，每一样都对应着昂贵的辅导班和培训。

我现在和妈妈爸爸那边的亲人联系比以前频繁，有时候一两个星期就会打个电话，聊聊近况，在学业或职业选择上，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往爸妈在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家三口一起过年，如今过年，我会去父母两边的亲戚家，比一个人留在香港好一些，不那么孤单。

爸爸妈妈的亲戚现在会共同资助我一部分生活费，我也靠网上发布信息做约拍维持开销——帮人拍照，记录他们的生活。每次拍摄，都要和一个家庭、一对情侣、或一个个体沟通，对我来说，算是我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我想努力不再让自己的生活再度变成一个真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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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秋秋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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