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问题凸显，为什么中小学老师越来越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3-03·阅读时长2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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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学工作，正越来越多挤占着教师的时间，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4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俞国良在一篇文献分析研究中称，国内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是16%（排除幼儿教师的检出率为17.8%），这个数据高于医生、公务员、企业职工等其他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排在较高位置。

与这个数据对应的，是近几年有关中小学教师死亡、自杀的社会新闻。2023年，郑州市管城区一名23岁的小学教师留下遗书后跳楼身亡，称学校的检查、活动多，行政压力大。今年2月12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一名49岁的小学老师在教室内意外离世，再次引发社会对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讨论。

这些数据和讨论背后的一个事实是，近些年教师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不只是教学和育人，还需承担行政、评估等多项任务，教师的工作更技术化、格式化。而且，有研究者提到，在2019年中央陆续发布针对中小学教师、中小学学生减负的文件后，在很多学校，有些教师的负担反而更重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萑、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常年关注教育话题，在城市、县乡中小学针对中小学教师的负担状况进行了持续多年的田野调研，访谈过很多中小学教师、校长以及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他们都发现，非教学工作，正越来越多挤占着教师的时间，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这些形式主义工作的出现，既与当下对教育的评估方式有关，也反映出学校一直以来在地方政府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一切的压力，最终给到学校、老师。

以下分别是他们的讲述。

记者 | 李晓洁

编辑｜王珊

负担之下：重复性、形式主义工作太多

（宋萑讲述）

增量的工作

我明确关注到教师负担问题是在2019年。我从2007年工作开始，一直在做教师教育、教育政策等研究，访谈过不少教师、校长、教育局工作人员等。2019年，我们在做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关注到教师工作量等问题。但在跟不同学校老师访谈的过程中，很多中小学教师们都会提到负担重、压力大。但这种压力不是过去访谈中提到的“升学压力”，而是更多集中在一些非教学工作，比如做禁毒、防溺水的宣传教育；参与扶贫、创文明卫生城市工作；统计各种家长信息、打卡投票等等。

《青春派》剧照

这些繁重的工作已经影响到教师的敬业度、自主性、生活质量。一位老师说，“你如果说给我造成了负担或者说心理上的压力，非教学的会多一些，（在10分里）可能占到6或者7，甚至到8。”所以当年我们开始同步做教师负担，且限定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调研，至今陆续去了东部、中部、西部十多个省份做访谈，涵盖城市、县乡和农村中小学，重点学校占比更多。几年的调研下来，我们总结了中小学教师负担的几个方面：学科教学负担、特定角色负担，和增量负担。

学科教学负担就是我们知道的日常上课、备课、考试等。这跟班级人数大、带班数量多、跨年级授课、多学科授课等因素都有关系，过去这些年，教师在学科教学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增加的，过半受访教师说他们负责班级人数超过50人。升学压力下，负责越高年级的教师，教授课程的知识量越大、内容越复杂，教学负担越沉重。有县中教师说自己“一个星期将近30个课时”。再加上备课、批改作业等，每周工作时间超出法律规定的40小时不少。但即使如此，绝大多数老师都认为这是份内工作，做了也没什么怨言。

特定角色负担，是指班主任、教务处主任这类特定角色，他们通常身兼多职，既要照顾学生成绩和日常生活，也要面对各种测评、学校管理、与家长联系，甚至要陪学生看病等事情。他们眼中，特定角色工作的重要程度远不及学科教学工作。不过大多数老师也接受这些角色，我记得一位老师说过：“我是老师，我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我跟学生打交道，这都是我自愿自发的，哪怕工作多一点也愿意去接受。”

最令老师们心烦、感到压力的，是第三类增量工作，包括我前面说的扶贫、禁毒宣传，各种检查评比等等，这些基本跟教学没什么关系，却越来越繁琐、占据了老师们大约一半的工作时间。

有位小学校长跟我们分享过他“卖土豆”的扶贫经历。学校被要求包销当地贫困户的土豆，但是老师们又不是销售，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校长也很为难，最后只好自己和老师们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土豆。类似地还有让老师头疼的配合宣传工作。我曾采访一位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他说如果去街道组织活动，基本上没人愿意来。但若把工作交给辖区的学校，让老师们把文件发给学生，几千个学生背后是上万个家长，很容易组织和扩大影响。

这种类型的增量工作，在我们看来已经超出了一个老师应该承担的角色。但比较无奈的是，学校和老师很难拒绝这种工作。

《龙城》剧照

一直以来，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多个行政部门都有“办教育”的责任，不仅是教育局，政府其他行政部门、派出所等机构也都有这些责任。而义务教育阶段是免费普及的，中小学校在地方行政系统里被看作“花钱的衙门”，除了特别有影响力的学校外，中小学难有话语权。学校同时要接受来自教育局不同科室的任务，教育局之外，其他各种“局”也给学校下任务。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县域教师们提到的给学校下发任务的部门有县委、县团委、卫健委、交通局、派出所、安全办等。但每个“局”都有自己一套标准、评估细则，导致老师“重复劳动”。老师们成了“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那枚针。

有老师说过，“局里边每一个科室安排一个任务，到学校可能就是十个任务。不是一个科室，很多科室，只要是管学校的，他都会有任务给你下”。更麻烦的，是一位老师跟我们说：“学校托管的表格，区里（的表格）跟市里（的表格）不统一，我们统计交上去之后，说这格式不对，让再重新弄。”如果教师们不做这些工作，工资、各类评优都会受到影响。

《最好的我们》剧照

最近两年，我们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12345投诉电话给教师带来的负担。因为12345投诉问题的解决满意率跟政府业绩挂钩，如果没有让投诉者满意，区政府可能会被扣分，影响排名。我听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12345接到过一位社会人员对学校的投诉。说学校配送午餐经过他们街道时，车子路过的噪音太大，吵到他午休，听起来这个投诉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教育局不解决，满意率下降后区政府就要责怪。所以他们给那段路铺了毯子，得到一个满意的回复。但几天后，即使铺了地毯，似乎是有东西从运餐车上掉下来，又吵到那位居民了，他又投诉，称没有解决问题。最后这所餐车服务的学校被扣分，区里也扣了分。

“人”的作用

现在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是说中小学教师做了太多形式主义工作，承担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内容。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虽然政府出台不少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减负的文件，但是在落实效果上却不尽如人意。

一个中部地区中学校长跟我说，教师减负的文件刚出台头半年，确实少了些检查、宣传工作。但有一次，政府相关部门临时来抽查、暗访。那次他们“幸运”，没出什么问题，但为了应对之后还有可能的暗访，校长再也不敢真的少做材料。这个校长说，有一周，他们接待了来自上层不同部门18次检查工作，校长和中层领导疲于应付，只能提前准备好材料。

另外，2021年“双减”政策落实后，学生负担确实有减轻。但是随之而来的学生课后服务和素质拓展，却让教师的在校时间大大延长，不少一线教师在岗10-11个小时以上，比“双减”政策前明显延长。2023年我们在北京某区小学做调研，一个班主任跟我说，双减后，她下午的主要工作就是“放学”——她要“放三次学”，下午三点半一次、四点半一次、五点半还有一次。三点半是一小部分不参加课后服务学生，她要先在班级点名、再带着学生们走到校门口，把孩子交给家长，最后走回教室，近半小时过去了，她要准备下一波放学了。四点半是只上了一部分课后服务学生放学，等她再回来，那就是五点半最后一波，基本上无缝衔接。而这些时间都需要提前一天跟家长沟通后确认。

《小欢喜》剧照

不过，即使是这些繁琐的材料和新任务，一些老师们说咬一咬牙，熬个夜，或者有时候糊弄下也就交上去了。他们最怕的是一些“例外”。比如校外溺水、饮食安全。这些年，学生压力大，心理问题和自伤多，可以说每一样都会影响舆情。总结起来，比起教学，学校和上面各级领导似乎更在意安全问题。我上周去一个学校调研，还听到一位老师说，开学两周，他们已经开过三次安全会议了。这期间如果其他城市的学校出了什么大的安全问题，他们学校还要再次开会、学习，再写材料，交材料，如此循环。

其实，如果把视野放到国际，教师的工作、心理负担不算一个新话题。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提到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载的状况就日渐明显，这跟目前我们教师面临的问题很相似。教师已被国际公认为是一种高压职业，需要在工作中付出大量的情绪劳动，工作负担过载可能导致教师倦怠、损害教师幸福感。

不同国家都摸索出各自的教师减负方式。比如德国，首先在法律上就明确保障了教师的工作职责、时长，如果工作任务超过划定范围，教师完全可以拒绝，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另外，德国也有针对教师的专业心理干预和支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国际经验中，社会力量能给予学校很大帮助。比如中小学学生的心理问题，通过老师的反映后，学生所在社区就有社工介入，去学生家庭做咨询、家庭治疗，也能帮助老师减少一些情绪压力。

《追光的日子》剧照

针对中国的现状，我们调研这些年来写了些文章，中央也有对中小学教师、学生、对基层治理减负的呼吁。但至今我们没看到教师负担有特别大的改善。有时候，一个整治的规定下来，听起来是好的，但最后还是要老师们去开会、写学习心得。

虽然大多数中小学校在这套密不透风的系统中，不断做加法。但我们也发现，随着部分区域治理改革的推进，有些学校和教师能明确感受到工作负担在减少。我记得在浙江某城市一所公立小学，我们访谈时，老师们说没有感受到太多形式主义负担，都在跟校领导对接。我找校长聊，他说“上面基本不来检查我的工作，很少开会，很少这样那样的事情布置给学校。”这实际上跟这个地区推进的政府治理改革有很大关系，包括教育局在内的当地政府部门都认为，他们是为学校提供服务的。当然，这个区域的教育局长本身也是一线教师出身，他明白教师工作真正的重点在哪，而不是只靠行政思维。他就像是一个过滤器，有方法、有魄力去拦截掉一些压力。

我们同时也发现，有一些学校的管理者，在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尽量通过改变管理方式、对教师的评价方式，帮助教师们减少一点负担。比如我去河北某地一所公立小学调研，校长就会在收到各类行政任务时，先跟中层干部做好分类，如果中层干部和行政人员能解决，就尽量不直接传导给教师。另外，他们还会通过配备副班主任、邀请家长当志愿者、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减轻教师负担。

这种改变虽然只是个例，但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人慢慢去推进。也许这个问题在一个区解决了，就会对市、对省产生一点影响。我觉得这样的事，慢慢做，就会有变化。

更复杂的县乡教师处境

（雷望红讲述）

我关注县乡教师负担，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2014年寒假回乡的见闻。当时我还在读博，那年回老家跟邻居妹妹聊天，她当时正上初中，她说我的初中班主任，一位很负责、有威严、能管得住班上最调皮男生的老师，一次回家的路上被学生打了。我很吃惊，妹妹说现在校园里经常有一些学生“以暴制暴”对待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县乡中小学老师的工作处境，这些年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2017年在我做博士论文调研时，县域教育就成了我的选题，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负担。

《山花烂漫时》剧照

这些年，我做过系统的、从乡村到县城的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访谈，涉及7个省份。如果单纯说心理健康问题，我不敢断言具体的数据，但我接触过不少老师都有情绪和躯体上的反应。我一个好友在乡镇小学当班主任，本身也是中层干部。我俩经常聊天，她跟我说，这是县乡学校承担形式主义工作最多、最痛苦的群体。她常情绪崩溃，有时候要写的材料多，时间紧任务重，她就在办公室、学校宿舍内哭。还有不少一线教师跟我说，他们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很高，每到寒暑假，老师们扎堆去看病。

我觉得县乡的中小学教师，面临比城市教师更困难的处境，更大的情绪压力。

原因之一，是很多乡村中小学教师数量太少，要同时兼任好几个学科、有更多的行政任务。这里一个背景是，这些年乡村学生都在往县、市去，生源数量不断减少，而我国的教师编制名额跟学生数量直接挂钩。以小学为例，每19个学生才有一个教职工编制名额。但现在不少乡村学校，一个年级都不一定有19个学生，意味着学校能给老师提供的编制变少，甚至有老师一个人带整个班级的所有科目。而城市的中小学，尤其是重点学校，能吸引很多年轻老师过去，即使不给编制，年轻老师也愿意去学习、锻炼自己，任务分担的人更多。

不过，教师数量少其实还是最小的问题。各种由不同部门交给学校做的任务，带来的家校责任不明晰、教师无限负责是老师们更大的苦恼。以防溺水宣传为例，这是我们去县乡调研时一线教师表达最多不满的工作之一。农村野河、野沟不少，孩子多是留守。老师们说，一到放假，他们每天放学时要至少口头提醒一次，节假日期间每天都要在手机上至少提醒家长一次，要孩子们远离河沟，但只靠提醒很难杜绝。一旦有学生溺亡，即使是发生在节假日，家长也会去学校讨说法、教育局一定会倒查教师有没有做到每日提醒等其他相关要求的工作，如果存在一丁点不到位的地方，教师和学校绝对要承担责任。

《春风化雨》剧照

我印象中有个例子发生在暑假。是中部一个城市，某街道两名学生留守在老家，他们想到水边玩耍，被管护员劝阻离开，结果他们又趁管护员不注意偷偷折返回来，两人下去游泳最终溺亡。事情发生后，上级领导倒查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是否有问题。最后，尽管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校长、分管安全的副校长和班主任还是承担了责任，给了家长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这些都加重了老师的心理负担。

我曾经有个判断，城乡教育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很不同。城市里是各种学业压力、亲子关系中无声的痛苦。而县乡的孩子们，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看起来不卷，自由甚至快乐，实际上问题很多也很严重。现在县乡的未成年犯罪问题也逐渐增多，早熟的性、校园欺凌、暴力犯罪、涉毒，包括因为家庭破裂带来的心理伤痕，以及一些中学生自杀。这些问题最终都跟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有关，单拎出来任意一个都很难处理，更别说有的学生同时涉及好几个。可以说，家庭、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时间、空间上，很多责任都移到学校，边界越来越模糊。

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必须要注意的。我在县乡调研时，会跟教师们提到现在越来越严重、甚至普遍的学生抑郁问题。但我发现，处于应付各类活动和检查，做表格的老师们，一是更容易忽略学生的心理变化，二是就算发现学生心理波动，可能也没时间、甚至没耐心跟学生深度聊天了。即使去找学生谈话，教师们还要再填一张表格，记录下谈话时间、地点、原因等，把这种格式化的材料交给领导。这种机械化，跟我们设想的教师工作中细微的观察、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碰触，完全不一样了。

《天才基本法》剧照

我记得自己在乡村读中小学时，新世纪初，教师还都会去做家访，有时学生遇到个人问题，还会去找老师撒个娇。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学生对他的信任，这些都是靠教师时间、空间的腾挪做到的。就像那个比喻，教育是农业生产不是工业生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些变化。但现在，家访大部分都消失了，教师的工作更技术化、格式化，时间大多被非教学工作占据。如果说学生更孤独，我觉得老师也身陷牢笼，要不断靠材料证明自己，同时避免一些责任。

到底什么时候，县乡一线教师也要面对一层层的检查？不能否认，一直以来教师们都是有些教学工作之外的形式工作要做的，但我们调研下来，发现很早以前，并不需要太多的材料留档。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费后，2013年、2018年算是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从这之后，基层政府的治理思维开始转变，追求规范化管理。

当然，规范化管理肯定有必要性。以学校为例，如果能对往年的工作内容留档，我们更容易从整体视角做未来的规划。但现在，一个良好的目标自上而下一层层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层层加码的问题，等到了基层政府，那就是严重的负担，而县乡的中小学校，作为基层政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门，要接受党委政府的管理，也没有拒绝的底气。但学校，这样一个更依赖人的能动性，要去看到每个学生独特性的地方，你要怎么给老师、学生留更多空间？现在看来是更重要的事。

（实习记者杨纯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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