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一隅，高耸的烟囱正是当年宇宙瓷厂的工业遗存

毕业，留在景德镇创业

景德镇人的春节，往往要到元宵节后才算过完。不过近几年来，随着旅游经济的繁荣，这里的人们似乎提早变得忙碌起来。正月初八，刚到景德镇的那个晚上，当我赶到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时，摆满陶瓷的店面灯火通明，游人如织。晚上八九点，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在里面的工作室学习陶艺。

这里最开始引人注目的是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以下简称“陶大”）学生为摆摊主体的陶溪川市集。每周五到周日的下午和晚上，在陶溪川里面几条街道旁的将近300个摊位前，年轻的摊主们摆出自己精心烧制的陶瓷作品，迎接着来来往往的游客。这个市集现在依旧热闹，学校还没有开学，但在陶溪川市集，仍能看到人群簇拥中长长的摆摊队伍，摊位上小件的杯盘、瓷雕、瓷板画琳琅满目。

随着陶溪川市集的火爆，全国各地喜好陶艺的年轻摊主纷纷慕名而来，不过陶大在校生和毕业生依然占据主体。陶大美术系副教授、现代青花艺术家干道甫，上课时往往会随口问一句学生：“昨天摆摊怎么样？”听到对方回答“挣了1500块”，有时还会在心里嘀咕一句：“摆摊挣1000多块，那算少的了。”

陶大美术系副教授、现代青花艺术家干道甫在他位于三宝国际陶艺村的工作室

干道甫的学生侣娜，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2018年考入陶大陶瓷绘画专业，读书期间便通过校内的兼职互助群，帮已经创立工作室的师姐师兄兼职画画、摆摊。从一些比较简单的釉下五彩的花盆，再到大幅的瓷板画，后来她还帮别人在陶溪川摆摊，一晚上可以卖到两三千元。大学毕业后，侣娜一个班20个人，连她在内共有5人选择留在景德镇摆摊创业。2003年7月，她拿着兼职所攒的3万元，1万元买了一座电窑，1万元租了间房子，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受到老师干道甫的影响，她的创作方向非常明确：纯手工的现代青花瓷小器物，岛屿山川的主题元素，则沿袭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作品。

在景德镇，人们把这种手工制作、独一无二，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审美的日用瓷，称为“创意瓷”，与之相对的则是工厂流水线生产的产业瓷。陶溪川市集管理方，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在2008年便开启的乐天市集的创始人——陶艺家郑祎所制定的审核机制：必须是本人手作具有一定创意的作品，每周摊主需要发送作品照片以供审核，出摊后还会有管理者巡查提交作品是否与照片相符。这些机制为年轻创业者建立起一种市场规范，尽管各个市集的定位并不相同，“陶溪川这边卖的还是一些比较实用性的类目，附加着一些创意艺术；乐天那边选的是一些更偏抽象、更偏艺术、不像商品的商品。”侣娜告诉我。

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除了丰富多元的瓷器店铺与集市，其富有特色的建筑，也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几天后，在陶大湘湖校区美术学院，我得到的数据是，2020～2024年这几年里，美术学院每年将近有五分之一的学生，选择毕业后留景创业。

接续1910年创立的中国陶业学堂的陶大，在1958年正式成立本科建制。陶大在这座城市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角色。1958年到十大国营瓷厂解体前的历史时期，陶大负责为国家输送传承陶瓷技艺的专精尖人才。到了上世纪90年代，景德镇经历了十大国营瓷厂的关停。在这个前景暗淡的时刻，陶大承担着陶瓷技艺传承庇护所的作用，在那些散布城市的小作坊外，依旧秉持技艺传承的路线。

陶大学生像现在这样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被陶大美术学院学工办主任应丛丛看作是陶大在景德镇扮演角色的第三阶段；陶大学生则在景德镇创意陶瓷的发展中，扮演着操作系统与引领者的角色。

陶大学生留景创业的契机，源自2008年前后兴起的乐天市集所引领的市集文化。应丛丛就是乐天市集的第一批摊主，当时她还是陶大的学生。她说：“乐天的老板，香港陶艺家郑祎很有眼光，她在雕塑瓷厂里做了这样一个平台。那个时候同学有了作品，就想拿到市场检验，我们最初摆摊出来的东西没有产品，大部分都是作品，带着自己对艺术的思考，百花齐放的感觉。陶大学生是景德镇创意瓷与市集文化的引领者，不仅在校生，还有留下来称为‘景漂’的毕业生，后面慢慢将景德镇的市集文化打造起来后，才会吸引那么多外来艺术家驻场，好像一下子就把局面打开了。景德镇好像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从传统跨越到当代的感觉。”

陶大新校区对面的湘湖村，正如当年老校区附近的陶阳新村，成为学子们开工作室的最佳选择，村里巷道纵横，窑炉林立

湘湖村一角，有种野蛮生长的独特魅力

“陶院现象”，传统与现代的熔炉

然而，在景德镇陶瓷大学这所全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高校，实现从传统到当代的跨越并非易事，传统与当代，或者说民间与学院，一直在校园内外发生着持续的碰撞与融合。

强调实践与传统技艺的传承，一直是陶大的传统。陶大在1958年建立时，陶瓷艺术系便将彩绘中的古彩、粉彩、青花、新彩、贴花、印花、刷花等陶瓷装饰技法和雕塑中的雕、堆、镂、镶等技法作为实践课排入课程，代课老师里有王步、曾龙升、黄海云、龚跃亭等十余位有名的陶瓷艺人。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侣娜记得，干道甫老师在课上请专门画青花的师傅为大家示范什么是景德镇真正的青花，同学们围在一起观看的场景。干道甫也是这样学习的。他学青花课时，为他们示范画元青花葫芦罐的是曾在陶瓷厂工作过的罗晓涛老师。罗晓涛的老师是被称为“青花大王”的聂杏生。陶艺家、三宝国际陶艺村创始人李见深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景德镇是一个上千年没有间断过的，仍在用同一种配方和原料制作陶瓷的核心产区，它最大的优势是活着的宋代，活着的历史。”

但作为一所大学，陶大的作用不仅仅是把传统技艺理论化，它为景德镇带来了当代艺术。在其背后，则是被陶大人时常提起的肇始于雕塑系在特殊年代形成的“陶院现象”。20多年前，在一次全国性的陶瓷学术会议上，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提出，在景德镇陶瓷学院（2016年更名为景德镇陶瓷大学）这样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为何会产生那么多重要的雕塑家？钱绍武提到的那批雕塑家中，诸如吕品昌、叶剑平、蒋志强等人，无一例外均毕业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陶院雕塑系。

2020年履新陶大副校长的吕品昌，1978年考入当时的陶院雕塑系，曾在景德镇学习工作16年，将“陶院现象”的成因归结为三点：一、“文革”结束刚恢复高考时，陶院人才选拔机制不拘一格，具有招生权的老师们被派往北上广，捡漏了一批专业特别优秀但文化课成绩不够的学生；二、那批进入陶大的学生普遍带着“怀才不遇”之感，不畏艰苦，潜心创作，经常上午修路修操场，晚上画画到半夜；三、老师非常敬业，尽管有些水平还不如学生，但看到学生们的状态，也在默默提升自己，与学生打成一片。

陶大老校区附近陶艺街上的店铺，不乏陶大学子的陶瓷品牌

正是这批“陶院现象”的亲历者，最早感受接触当代陶艺，在艺术上进行创新。1986年，时任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长秦锡麟带队参加世界三大陶艺展之一的日本美浓国际陶瓷艺术展。据说，当时中国陶瓷艺术界送了大概50件作品，没有一件入选。回国之后，秦锡麟大受震惊，做了一次讲座，谈到中国陶瓷话语体系过于传统保守，与国际陶艺完全不在一个语境，希望大家多了解国际陶艺的发展。1989年，吕品昌随团也参加了美浓国际陶艺展，虽然那届陶展有两件宜兴紫砂作品入选，可他同样大受震动，随后开始自己的艺术探索。

吕品昌告诉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运用景德镇的陶瓷材料创作，“我希望把陶瓷艺术推向更广阔的空间，也就是体量上要有所突破。景德镇的陶瓷材料比较适合用瓷泥做器物，材料比较细腻，如果要做大一点的异形创作，几乎很难成型”。由于在审美上排斥光亮、完整、特别标准化的东西，追求“缺陷肌理”的理念，吕品昌的早期作品在景德镇展览时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它们打破了千百年来人们对陶瓷的审美习惯。

吕品昌的同学李见深，经受“八五新潮”洗礼，同样醉心于当代艺术，在上世纪90年代他赴美留学，获得纽约阿尔弗雷德大学的陶艺硕士学位。李见深后来回国在陶院任教，利用在国外留学时的资源，不遗余力地为景德镇陶瓷与当代陶瓷牵线搭桥：联合他的母校阿尔弗雷德大学和任教的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共同创办陶院的国际夏季进修学院；1998年创办三宝国际陶艺村，邀请全球100多位陶艺家驻场创作，首次为景德镇引入艺术家驻场计划；1998年在陶院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陶艺专业。

李见深为陶大与景德镇打开国际视野。后来开创乐天市集的郑祎也是他引进的。郑祎还资助他在三宝村建造了一条可以烧造传统瓷器的龙窑。李见深说：“把陶瓷从功能性中释放出来，变为一种可以自由发挥和创作的艺术媒介时，就变成了陶艺。但是我们的很多手法又和传统的陶瓷制作有密切关联，甚至一脉相承，比如拉坯、泥片成型、印坯，这些手法本身没有改变，就是说古人的陶瓷制作手法，也是今天陶艺的资源和源泉。”

李见深对当代陶艺的理解，能看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也影响了陶院后来一批陶瓷艺术家。干道甫读研之后，进入现代青花的研究。他说：“青花最基本的定义，就是用含钴的氧化物，在泥坯上绘制图案，上面罩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烧成，怎么革命？我首先下手的是工具，古代不都是用青花勾线笔来画吗？我变为排笔，通过对水的运用，实现历代青花追求的墨韵。”干道甫以青花为题材，后来创作了青花与诗、青花与禅、青花与宇宙一系列充满当代意味的青花瓷板画，受到瞩目。

2021年，吕品昌策划了首届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吕品昌说：“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不像其他三大展更强调装置、观念，我们倡导更加多元，一方面强调当代的表现形式，融入世界，允许和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倡导自己的民族意识和表现形式，特别是中国的陶瓷器物造物观念，中国的陶瓷绘画表达。”

中国陶瓷终于开始在世界陶艺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景德镇内部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问题依旧在磨合之中。不过就像陶大老师所调侃的那样，他们更愿意被称为艺术家，而非大师，以此显示二者的判然有别。吕品昌对此并不讳言：“我总感觉，今天景德镇的手艺人长期受益也受困于传统技艺，慢慢忘记艺术创作的本意，不敢迈出创作的第一步。这也造成今天手工艺者理解传统艺术的偏差，他们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不闻不问，比方说在景德镇举办的许多当代艺术展览，工艺美术大师这个群落，他们是有抵触的。家族传承一旦形成封闭的传统，是很危险的，是排他性的。”

然而，多元共生，似乎正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改变，或许已在悄然发生着。

为学生提供入行的氛围

现代与传统虽然还在冲突与磨合之中，但陶大兼具两者的氛围，让学生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有很多种选择。陶大陶艺专业2006级学生徐柯，在2012年注册了谷雨山房品牌。从那时起，他也常被称为窑主，他所创立的品牌也被称为现代窑口。在景德镇，窑口、堂口，多被用来形容偏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品牌。徐柯虽然在学校里学的是当代陶艺，创业选择的却是偏于传统的单色釉茶具。

“谷雨山房”窑主徐柯，陶大陶艺专业2006级学生

湖田村位于三宝国际瓷谷谷口，这里也是景德镇宋代烧造著名影青瓷的湖田窑旧址所在。一天下午，我们在湖田村的一个院子里，找到徐柯的窑口。推门进去，一楼厅里摆着一台电窑，一台气窑，烧窑的师傅正在装窑，其他房间则放着待烧的茶具，二层的其他房间对应于瓷器制作的不同环节。徐柯的会客室位于三楼，听到动静，身材瘦削、自带静气的他从楼梯走下来，和我们打招呼。

在陶大，徐柯属于那种自我意识比较强大的学生。虽然最初也是在网上被李见深在三宝的研学基地所吸引，报考了陶大。在学校图书馆，他大量阅读的也是如“日本现代陶艺之父”八木一夫等人的著作，甚至每周五晚上，他必定跑去听乐天陶社外国陶艺家的分享，可在创作上他却很少受当代陶艺的影响，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做的东西挺有意思，但可能因为文化的差异，对我做东西没有任何影响。”

徐柯来自江西上饶，父亲喜欢喝茶、收集古钱币，到景德镇后，他也喜欢往古玩市场跑，慢慢对古瓷片标本产生兴趣，毕业后走向传统工艺方向。周围的老师和同学都很诧异：“你学的是当代陶艺，怎么会去做仿古？”毕业答辩时，徐柯做了由一把黑釉茶壶、一个长托盘、两个杯子和一件壶承组成的茶具，答辩老师说他的作品不够当代，他则辩称这套茶具才是他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后来在同学的声援下，才算过关。有些讽刺的是，他花十多分钟帮一个同学做了几个盘子，上面画了一些股市的K线图，却被作为优秀作品留校。

那时，徐柯对陶大的教学理念颇有不满，“现在来看，那套东西太是作品了，陶艺家当然可以做器皿”。其实，徐柯并非不喜欢当代陶艺，而是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瓷器本身就很当代，很国际化，宋瓷之美是超越时间的。在陶大，徐柯最喜欢的雕塑系老师姚永康，就吸取了中国传统元素，用湖田窑的影青瓷做雕塑，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业方向。

在创立谷雨山房之前，徐柯做过湖田影青瓷的茶具，员工多的时候达二三十人。他后来独立出来，选择单色釉作为创业方向，因为“这类瓷器对器型要求很高，器型本身就很抽象，就几根线条，颜色也是很抽象的，本身这个东西就很高级，最适合喝茶”。从影青瓷，到汝窑，到豇豆红，徐柯设计的器型，很受市场追捧，经常被模仿。每年几百万元的产值，谷雨山房已成长为景德镇高端日用瓷领域的头部品牌，某种意义上，也在革新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

陶大和景德镇的行业资源与文化、李见深引进的乐天陶社，也让陶大学生跟其他人相比更容易入行。陶大学生大致遵循着相似的成长路线图：通过校园兼职，积累经验和动手能力，然后在市集摆摊，形成最初的积累，再在陶艺街开店，然后去三宝国际陶艺村或者湖田村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或品牌。

陶大雕塑专业2005级学生、日用瓷品牌弥云斋主理人刘捷，就经历了这样的完整历练。他刚入校就被震撼了——一位体育老师举办了陶瓷画展。大二时候，刘捷跟着老师做了一幅瓷板雕塑，“一天大概挣100块，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原来他们靠这个吃饭，开始有点商业意识了”。不久，班里几个专业课好的同学，已经“下海”做雕塑了。

“弥云斋”主理人刘捷，陶大雕塑专业2005级学生

2008年，大三那年暑假，刘捷得到一个机会，在李见深的工作室当了两个月助手，带着驻场的国际陶艺家，逛街买材料，打下手。作为交换，他们可以用工作室的柴窑，烧自己的雕塑作品。刘捷跟着李见深逛古玩市场，看他如何用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材料打造后来成为网红景点的“千年墙”。刘捷被他的观念深深吸引：“旧物新用，新老文化的碰撞和重组。”也是在那段时间，刘捷每个周五晚上，跑到乐天陶社被称为咖啡厅的地方听外国陶艺家的分享交流。

开阔眼界之后，刘捷琢磨如何用最少的时间，赚到能够支撑自己创作的钱。他是最早一批在乐天市集上卖陶瓷首饰的人。生意很快就火了起来，刘捷有天早上卖了5000块，“2009年，5000块是笔巨资，那会儿没有移动支付都是现金，我坐在一把躺椅上，数钱睡着了三次”。摆摊挣钱的激情，我后来也在蓝印东方创始人赵磊身上看到了。赵磊是陶大陶瓷艺术设计2008级学生，大二开始在乐天市集摆摊。在他公司会客厅里，赵磊拍了拍自己衣服的几个口袋说：“你看我这么多年还是喜欢穿工装裤，一个口袋装100块的，一个装50块的，剩下口袋装零钱，我曾经一上午卖了一万多块，你想这是啥概念？”

乐天市集成了景德镇创意瓷、陶大学生的舞台。赵磊后来才意识到，那时乐天市集的火爆，正源于2008～2010年那几年，几乎称得上中国创意瓷元年，陶大学生们的信手之作，都能卖钱。据赵磊分析，那时市集上的主要买家，30%是闲逛的散客，70%则是专程跑来打货的下游商家。年前，赵磊和妻子一起陪朋友逛乐天市集，看着市集上丰富多彩的创意瓷，妻子问他：“如果把你放到现在，会怎么样？”赵磊想都没想就说：“连饭都没得吃。”

“蓝印东方”创始人赵磊，陶大陶瓷艺术设计专业2008级学生，他的目标是打造国际知名日用陶瓷品牌

“蓝印东方”的陶瓷生产车间

未来的思考：创意与品牌

2012年，赵磊也在陶艺街租了自己的店铺，房东就是他的老师，陶大陶瓷艺术设计系主任汪浩。汪浩最近因为主持设计了在2025年央视春晚上亮相的纪念春节申遗成功的“春碗”，而广受关注。赵磊记忆里，2016年陶溪川投入运营前，陶艺街一直保持着一种自由野生的状态：以陶院师生为主体的作品展示窗口，多数人并不怎么考虑商业，白天基本不开门，下午4点过后，大家工作学习结束后，才开门迎客。

赵磊跟他“散漫”的校友不同，当他在陶艺街开店时，就明确了做日用瓷品牌的想法。并且，他做的不是徐柯、刘捷那种创意日用瓷，而是希望打造一个像梅森、韦奇伍德、哥本哈根、皇家道尔顿这样的国际知名日用陶瓷品牌。“创意日用瓷和产业日用瓷，乍看没什么区别，本质来说，创意瓷只管它的思想表达、工艺呈现，不必思考它的耐用性、可量产性、经济性。它有创意有设计有概念，但这个东西好用吗？陶大从不缺乏有创意、有艺术表达的人，缺的是什么？是品牌，是创意与生产制造及市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赵磊说。

“蓝印东方”生产的影青瓷“国色天香”碗

十大国营瓷厂关停后，一段时间，人们似乎已经渐渐遗忘了景德镇曾经是工业瓷的核心产区，反倒是作坊式的手作高端日用瓷，成为这座千年瓷都的标签。汪浩告诉我，景德镇一直没有放弃规模化的工业瓷生产，产业瓷与创意瓷仍在齐头并进，各有特色，除了红叶陶瓷、玉柏玲珑等品牌，赵磊的蓝印东方也逐渐成为景德镇产业瓷的头部品牌。

问题在于，如今的景德镇还适合规模化发展的产业瓷吗？赵磊告诉我，去年他和被大家称为“武哥”的景德镇资深观察者章武，一起去日本时，争执了一路。“武哥谈到的景德镇有限的交通承载能力、薄弱的基础设施等等，都没错，问题在于多大产能，景德镇需要做那么多陶瓷吗？你知道吗？按蓝印东方目前一年200多万件瓷器的产能，在景德镇的高端日用瓷器中，绝对能排在前几。”

2023年，赵磊把蓝印东方搬到了目前的园区，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线分布在一栋五层楼中，我们在一楼的成型车间，看到注浆成型、机器利坯、机器雕刻、机器印模等许多工业化的替代环节。蓝印东方目前年产值达5000多万元，仍在保持着快速增长。看到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片尾打出参与制作的130多家动画公司，赵磊感叹这正是他未来想做的事情，他希望将公司打造为生产制造的平台品牌。

赵磊指着桌上放的梅森制造的一杯一盘餐具，“人家卖1850块，我卖198块，我的瓷器比它差吗？并不见得，这就是品牌影响的差距”。

对更年轻的陶大创业者来说，创业成功的难度也在增加。乐天所引领的市集文化虽然日渐丰富，就像陶大老师聊天时的分析：“陶阳新村好比拼多多，陶艺街好比淘宝，陶溪川好比天猫，乐天、陶然集好比天猫严选”，但网红旅游经济带来的大量过度商业化的低端市集，也在吞噬着他们的流量。让应丛丛有些担忧的是，一些年轻的学生不是出于热爱，而是陷入跟风生产、卷价格的恶性循环。

（感谢肖学峰、章武、孙传文、麻汇源、章晨、周骏杰、孙传浩、田伟伟、戚润婷、计颖对采访的帮助。实习生陈林、赖欣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