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如果不受出版时限的要求，给作者足够的时间，一部作品到底有没有所谓‘完成’？一部作品会随着作者的生活成长，发生很多变化，长出别的样子来。”《天鹅旅馆》是张悦然在2017年写下的故事，在《收获》发表后却被作家搁置，迟迟没有成书。张悦然说，她当时总觉得小说没有写出她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不太满足。直到近两年和别人聊起这个故事，她忽然发现一些新的东西“生长”了出来，于是保留着故事的“核”，把它重写了一遍，结构、语言甚至人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故事从一次春游开始讲起：一男一女一个孩子，女人于玲是保姆，男人是她的同乡，男孩是雇主家的宝贝。春游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绑架孩子获得一笔赎金，计划粗糙，充满犹疑，逆转来得很快：途中广播里的新闻说，身为高官的孩子姥爷涉嫌贪腐被带走调查，孩子的父亲经商也牵涉其中，母亲跑路……绑匪还没有宣告绑架，就已经失去了索要赎金的对象，悻悻而归。路上，孩子买了一只鹅带回别墅，他认定那是只天鹅，搭了帐篷和它睡在里面，于是就有了“天鹅旅馆”。

作家张悦然（蔡小川 摄）

“天鹅”起初只是作者给男孩的无聊旅途找的一个伴儿，随着故事的发展，它变得越发重要。书里提到鹅之所以会攻击人，是因为在它的眼睛里人的个头比它小——事实上，从它的眼睛里看去，就没有什么比它大的，所以它什么也不怕——一个自以为很强大的弱者。张悦然说，这个反差是让她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于是，她把它的命运构建成了对每个人的一场试炼。

在过去的版本中，《天鹅旅馆》要简单很多，角色中没有那么多的女性角色，也没有那么多面临选择的时刻，故事的女主人公于玲满足于短暂的自我麻痹，满足于和孩子待在大房子里。而在新的版本中，于玲真正参与到了巨大的变故之中，不断地反观自己在别人生活之中的寄居，思考何为又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活。

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些年外部世界对女性更大的关注、对女性议题更多的讨论，不同于过去的女性的社会图景刺激作家重新思考她长久以来在写作中探讨的女性关系，重新理解女性情谊，发现这一主题之下更多的可能性。

在重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张悦然想到了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那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男性管家，家里的主人也是男性，没有孩子。“读的时候，我觉得它代表的就是人类的处境，我们每个人都是大环境中的一个小齿轮，微不足道，都可能扮演错误的角色，都可能兢兢业业但浪费了一生。”张悦然说，“你会发现，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为女性的我们已经会习惯性地把自己带到男性的位置上让象征产生意义。但仔细想一下，那并不一定是与我们切身的故事。当它变成一个女性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天鹅旅馆》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用女性的视角讲述《长日留痕》那样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在《天鹅旅馆》这部小说里，天鹅或者鹅的意象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它深度地参与了小说的情节和发展，对写作者而言，这种设置会比较难吗？你的小说经常在书名中就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象。

张悦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很努力地想要去象征化。我以前的小说里的确总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象征，我觉得它会把小说罩在一个东西底下，使它不够开阔。但是另一方面，在写《天鹅旅馆》的过程中，我发觉天鹅在这部小说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知道我必须很好地使用它，但同时也警惕着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太过明显的象征物。在讨论书名的时候，因为想要逃避意象，我起先也不太想用天鹅或者鹅，我不想它像一个王冠似的放在小说的头顶上，这个小说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这部小说英文版的名字叫Women，Seated。在小说里有一幅爱丽丝·尼尔的画很关键，就叫“坐着的女人”，而书里的女主人公于玲为父亲的车祸顶罪，由副驾换坐到了司机的位置，“Seated”里包含一种被动。但是似乎中文世界对小说题目有一种典雅、庄重的要求。“天鹅旅馆”表面上顺应了这种要求，一个女性化的、温柔的题目，事实上内里却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既没有天鹅，也没有旅馆，从这一点上说，这个题目颇有讽刺意味。

由张悦然小说《大乔小乔》改编电影《乔妍的心事》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一开始我不太相信“天鹅”的意象能代表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它太唯美，太乌托邦了。但是在故事结尾，由于每个人对待鹅的方式不同，它变成了一个可以反观不同阶层的参照物，我重新理解了它存在的意义。包括在小说中间，你写到天鹅的眼睛看什么东西都特别小，所以它以为自己很大，就总是很凶，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张悦然：可能因为我在对抗它成为意象，所以它的意义是流动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在我的心里，“鹅”是一个弱者，一个自以为很大很强的弱者，这个反差让我觉得很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Women，Seated让我想到的是小说里的三个女人最后坐下来的一场谈话。女主人秦文用大段的独白来讲述自己的身世，你对那个场景的讲述方式和其他地方的处理不太一样，是有意为之的吗？

张悦然：是的，那一段秦文将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从意义的层面，它当然是为了使不同阶层的女性达成谅解。不过在我的理解，“和盘托出”是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叙事文本里，这种讲故事的方式都是极其普遍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忽然开始讲述自己的身世。你说突兀吗，当然很突兀。现实中我们怎么可能如此袒露心扉，毫无保留呢？何况即便我们能，或许也无法将自己无序的人生用一种有条理的、充满因果的方式讲述出来。但是在小说这种形式，是建立在讲故事的基础上的。故事的一种衍生方式，即是让人物担当叙事者，由他们来讲述，以此将更多的故事引入到文本之中。“和盘托出”的风险是，可能会有些失真，失去现实的质感，但它对我的诱惑在于，另一个故事被整个嵌入到叙事里，占据着空间和时间，因为它的存在，秦文这个人物变得有威力，可以与主人公于玲对峙和交锋。

张悦然的小说《天鹅旅馆》

三联生活周刊：就像你提到的，小说里写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谅解，借此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张悦然：在小说里你能感觉到两个主要女性人物之间的阶层差异是非常大的，但问题可能并不在阶层，而是一种处境——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我们要因此做出多大的改变。女主人公于玲是一个保姆，她的生活完全建立在别人的生活中，很明显是一种寄居的状态。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的——秦文何尝不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呢？用心理学的说法，我们在进入任何亲密关系的时候，都要生成一个新的自我，使我们不完全再是过去的自己。这就像是一个嵌入式的烤箱，要去和墙壁做契合就没有办法独立存在了，当我们把自己“取出来”的时候，那种裸露会是非常荒诞的。而这个夜晚，坐下来交谈的女人们，因为种种原因都从亲密关系中剥离，成为裸露的自己。或许这个时刻，她们因为相差无几，可以变得很亲密。

三联生活周刊：《天鹅旅馆》的情节里包含了反腐，在这之前，你的写作也涉及“文革”、计划生育等大的背景。在我们过去的认知里，作家是有责任去处理这些命题的，但现在总能听到一种反面的声音，认为作家触碰这些主题是为了博取关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关注。你怎么看？

张悦然：这个问题很好，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像只有中国作家容易受到这种质疑。没有人会问韩江：“光州事件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你写光州事件是不是为了得诺奖？”我认为作家要有去面对那些比自己的生活更大的命题的决心。有这种决心，就不会在乎所遭受的质疑，因为处理更大的命题的困难太多了，与之相比，质疑真的不值一提。不过从我写《茧》的时候，就有人问，“你没有亲历‘文革’，你为什么要写？”我感觉我们的历史就像一张分好的比萨，一代作家拿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当你去拿不属于你的那一块时，大家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到了我们这代人，历史的比萨该分的都分完了，既然没有我们的历史，所以就不该去谈论历史。但是德国的作家们到现在还在讨论“二战”的问题、“一战”的问题，甚至更久远的问题，如果家族里没有亲历者，他们是不是不能当作家了？

《乔妍的心事》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什么比较常见的质疑吗？

张悦然：现在对作家的质疑很多，比如《天鹅旅馆》这本书，一定会受到的质疑是：“你不是保姆，你怎么写？你为什么了解她的生活？”如果从这个点进入这部小说，当然会发现也许书中很多都是我想当然的思维，但是换一个角度说，是不是只能是她才能写她？如果是这样，虚构的权利就等于完全被没收了。我们看到，最近的出版界有那么多以“我在做什么”为标题的作品，我们的文学传统，一直摆脱不掉对于亲历者、见证人的崇尚，对真实性很高，很需要一种“我在”的合法性，因为“我在”，所以我的消息才是可信的。当下我们在探讨虚构和非虚构时已经没办法再把它们界分得那么清楚了，虚构的文学和个人自述之间的结合是大势所趋。可是如果我们只信任，只捍卫“我在”的权威性，那么就是说“我不在”就没办法写了？如果这样，那么作家手里本来就已经很小的虚构的权利就会变得更小。我感觉在这个时代大家想跨过一条边界，比如虚构不同时代的人、虚构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或者男人虚构女人、女人虚构男人，似乎都充满着冒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一种问题是作家能写的东西变得非常少。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作家虚构的权利会越来越小？

张悦然：我一直觉得有了新媒体之后，作家的虚构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这个时代社交媒体无度地介入我们的生活，作家无可避免地要被推向前台，大家都能非常近距离地看作家。而当一位作家有了自己的身份、形象，我认为是会干扰读者阅读的。我们之前讨论过，像埃莱娜·费兰特那样的匿名作家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读者没有他的形象，任何猜测都没有办法落实的时候，作家就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虚构的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由《天鹅旅馆》向前回看你一路的写作，会发现你在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写作处理女性之间的关系了，比如《我循着火光而来》里面的很多短篇。这其实是随着当下女性话题的声量不断扩大，我才逐渐意识到的。而这种声量的扩大使我同时又注意到，即便是在当下的语境中，专注于处理女性关系的年轻作家其实也并不多。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张悦然：我觉得大家之前都在散落地创作，没有把女性之间的关系当作一个主题。而且，现在女性的声音好像有了足够大的声量，但实际未必，比如我们依然能听到有中国作家诟病门罗写的东西“小眉小眼”，这个“小”是因为她写的都是小镇上的事情吗？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她的写作都是围绕着女性的生活展开的。

在做《鲤·写下她自己》那本关于自传性叙事的杂志的时候，我做了一份问卷，问多位中国的年轻女作家，写自己是不是有很多困难。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的。我们如果去探究，就会发现，女性作家写自己的这条脉络从林白、陈染走到卫慧、棉棉的时候就被中断了。虽然林白、陈染现在被看作早期的女性写作的楷模，但在当时她们是非常边缘的，并且不受到鼓励。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提出所谓“身体写作”，埃莱娜认为女性的经验非常感性，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写作表达出来。但是这个词传播到中国以后，它的意思马上在当时的语境中发生了变化。它和卫慧、棉棉的写作绑在一起，被（男性评论家）阐释成一种展示女性魅力、暴露女性特质的写作。后来这种写作就被叫停了。为了做这本杂志，我还采访了卫慧，很遗憾那篇采访未能发表出来。卫慧提到，她会因为写了早年的书而产生一种羞耻感。事实上，我认为这种羞耻感是属于所有国内女作家的，它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于是大家都觉得指向自己的写作或者指向女性本身的写作是一种暴露、一种展示，甚至是一种自怜自恋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的这种羞耻感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张悦然：我也受到它的影响。因为我是读着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的作品成长的。当她们的写作忽然停止，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像她们那样写作，我还会认为，女作家的作品里，如果对女性情绪所做的铺张的展示，是让人觉得失控的、疯狂的。而疯狂是不好的，理智才是好的。我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抑制自我的过程。但同时，我的确是从很早就开始写女性之间的关系了，这可能跟我个人的体验有关。《誓鸟》出版的时候有一个男性朋友说，从我的小说看，我对男性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当时觉得他说得很对，而且这个问题很严峻，我要赶快学习男性，不然小说就写不了了。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虽然女性的阅历很大部分和男性相关，但其实女性的成长主要是其他女性带给她们的。至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这样的成长更清晰。我在自己的阅读中也会循着一条线索去持续关注女性之间的情感，最后会发现还是这样的作品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更多。比如说，阿特伍德的《别名格蕾丝》，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作品。

《乔妍的心事》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我经常能在你的小说里读到一种女性与女性互为镜像的关系，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张悦然：是的。我注意到一个女孩小时候就有评价周围小女孩的习惯。她会在心里审视，我喜欢A，我不喜欢B，C自以为是的样子很讨厌。但是她们对周围的男孩子就会宽容很多，或者也更容易忽略他们。我认为，女孩是在通过评价其他女孩，来塑造自己。当她说她喜欢A的时候，她希望自己能向A靠拢，当她感觉B很讨厌的时候，她试图在自己身上剔除B的特质。所以，当我们说镜像的时候，或许不是说，她在每个女孩那里都看到自己，而是她在每个女孩那里看到了一个和自己有关的形象。这个形象会引发她对自己的塑造和想象。有时候，我们讨厌一个女性形象，其实是因为我们恐惧变成她那样，或者说，我们的一部分实际上跟她是一样的，但我们不愿意承认。这就是荣格的阴影理论，我认为它用来描述很多女性关系，非常合适。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笔下，不光有女性对女性的感召和引领，也有女性对女性施加的障碍所造成的困境。

张悦然：我经常感觉女性之间互相达成体谅，真的很容易，比男性之间更容易。我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的格子是以男性来分割的，所以在两个身份处境差异特别大的男性之间，相互的理解是尤其难以达成的，因为他们分隔在两个特别远的格子里。相比之下，女性是游离在那些格子之外的，没有完全被社会属性分割，所以经常还是可以看到差异很大的女性之间达成谅解。当然，也许下一秒她们就会因为感受到外部的压力，甚至是男性的压力而产生相互的对峙。

三联生活周刊：前不久我读日本的女性主义先驱岛田阳子的一本书，里面也提到女性的身份总是服务于他者的，因此会构建多重身份，但是男性只需要一个社会身份。

张悦然：是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男性整个人被推向唯一的身份——他们也很难去质疑自己的身份。女性需要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化，因此还能去质疑，能获得某种自由。我在《天鹅旅馆》里面写到男性角色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的欲望都是由社会身份强加的，比如里面的胡亚飞，开始是一个很普通的在外留学的人，忽然有一天一个阔小姐爱上了他，他想了想就回去和原配商量，说为了咱们长远的生活，应该离婚。原配特别通情达理地答应了，于是他就有了一桩政治婚姻，而等他进入到新的身份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和身份匹配，包括他和家里人相处的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男人的很多欲望并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被他社会身份塑造出来的。

《乔妍的心事》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女性之间很容易互相达成体谅，但下一秒可能就相互对峙了。为什么我们所见所读到的女性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不坚固的？

张悦然：如果我们能彻底消除所有显明和潜在的竞争关系，两个女性之间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坚固的关系。但是我们如何能实现这个前提呢？这个“不坚固”里，饱含着太多历史文化的遗留因素。女性和女性之间不知道怎么互相欣赏，不知道怎么互相结盟，因为没有这个需要。男性结盟一起面对外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更安全更有力量，而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女性结盟的好处是什么？当下我们所谓女性之间的结盟都是基于理想的，不是男性之间缔结的那种致密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止一次地说到过“女作家的作品，很多时候是女性主义失败的地方”，当你写《天鹅旅馆》这本书的时候，会始终带着这种意识甚至说警觉吗？

张悦然：我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希望尽我所能地去展示女性在不同处境里呈现出的复杂性，我认为这是对女性最大的尊重，或者说是对女性主义最大的捍卫。每当我展示出这种复杂性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女性天性获得某种解放。此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女性之间的差异。有的女人渴望当妈妈，有的女人不想当妈妈，同一条女性主义准则，对她们能够都适用吗？如果我们不去认清女性之间天然的差异，是没有办法真正改变女性的处境的。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去展示女性的弱点。比如“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部剧播出的时候，大家都不能接受莱农和尼诺复合，不能接受莱农有段时间为了尼诺完全不管孩子，骂她是恋爱脑，觉得这太不女性主义了。我们很难去肯定爱情本身蕴藏的自由。但是在另外的一些语境里面，我们又会说女性应该去自由地追求爱情，认为从父权制家庭私奔的女性都是女性主义的。如果文学作品所刻画的女性，让人读起来有点泄气、有点失望，因此就被认为是反对女性主义的话，很多书写女性的作品都没办法存在了。是不是女性必须成功，必须充分地展示出她们压倒性的力量，实现一种不切实际的结盟，这才是女性主义？这可能是一种更大的幻觉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02期）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排版：布雷克 / 审核：雅婷

招聘｜实习生、撰稿人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实习生、撰稿人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

大家都在看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