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菜都是给你点的，你多吃。”我和须一瓜面对面坐在厦门一家海鲜餐馆的包间里。她热情地招呼我不必客气，赶快开动。

因为之前已经在屏幕上见到过须一瓜，她的脸孔对我来说不算陌生。这位作家已经从自己供职近30年的厦门晚报退休，却没有丝毫的暮气，一头黑发微卷，比屏幕上的形象更加热情、开朗、干练。她在进门前就点好了一桌饭菜，有厦门当地不同口味的海鲜和肉类菜品。

我回想自己第一次见到须一瓜，应该是通过一席节目。在这个个人演讲节目中她站在舞台上，发言的题目叫做《所有的判决书都是人生剪影》，她讲述了自己在厦门晚报做社会记者时报道过的几则故事。

再次在屏幕上见到她的形象，则是2023年的《我在岛屿读书》节目。其中她与孙频、程永新、余华、祝勇、苏童等作家聚在一座岛屿上谈论文学创作，是其中女作家的代表。实际上，笔名“须一瓜”的作家进入到大众视野的时间要比这两个网络节目更早。在2015年，根据她在2010年出版的小说《太阳黑子》所改编的电影《烈日灼心》上映，让她知名度大涨。

而我知道作家须一瓜的时间则更久远一些——十多年前我偶然读到短篇小说《雨把烟打湿了》。这篇以一个湿漉漉的，意义不明的画面为题的小说，讲述的是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杀人案：高级知识分子蔡水清在一个雨夜里杀了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出租车司机。而后随着案件细节的逐渐展开，人性的各个层面也随之被展开——激情、爱情、自卑、隐忍、愤怒……各种激烈的情感在各个层面上都发生着剧烈的化学反应。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境遇，在其中留下的种种伤害，最终酿成了这起杀人案。

小说中对于案件和庭审过程的种种细节描写，让我以为这是一起真实案件；其中描绘的人性中的普遍一面，又曾让我发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蔡水清”的感叹。初读《雨把烟打湿了》时我还在国外。这篇小说以及它的作者须一瓜曾经短暂又强烈地打动了我，之后又慢慢被我淡忘。近几年随着电影和网络节目，这位作家又重新回到我的视野之内。

我这次来到厦门，颇有些不请自来的意味。我是到了厦门之后才告知须一瓜。她答应请我吃饭，不过在她发来的文字之中我也能感到些许的无奈。毕竟我们都难以界定这次见面的性质：是粉丝与文学偶像见面、作家访谈、或是单纯的业务探讨？谈话双方是否可能陷入到某种尴尬的语境错位之中？

我们约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五点半在这家海鲜餐馆见面。须一瓜提前十分钟到达。这是家本地人和游客都热衷的当红餐厅，不过此时客人还不算多，上菜速度颇快。她说这些菜大多都是给我点的并不夸张，因为她自己吃素。

须一瓜本名徐平。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福建小城南平。在20世纪90年代，全民的文学热有所退潮之际，她却赶上了媒体的爆发时期，在90年代中期加入厦门晚报，成为一名社会新闻记者，从此要每天出去“跑新闻”。

从她创作的小说作品来看，其中描写的刑事案件颇多，让我以为她是一个主要负责政法部门新闻的记者。不过她解释，在政法线之外，另有一个行政区，也是她的新闻责任田。公检法消防线加一个大行政区，工作量很大，所以，她的出稿量往往在报社要闻部居前茅。而想要获得第一手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新闻，记者需要的不仅是勤快，还要和各家单位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守土有责”——须一瓜这样描述自己的社会记者生涯。大约正是多年来报道政法领域的新闻，加之她的法律知识背景（她考取过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证），让须一瓜对于中国法庭的环境以及司法程序非常熟悉，在进行创作时可以信手拈来，丝毫没有因为虚构而产生的架空感。

作为一个社会新闻记者，须一瓜很快就意识到了本职工作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新闻写作以客观真实为生命，而文学创作则在主观的虚构和想象中，企望抵达更深刻的真实。在新闻机构，很多人甚至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持有不屑一顾，甚至是负面看法。一家网站对于须一瓜的介绍写着：“停止创作近十年”，指的大约便是她这段繁忙的记者工作时期。她自己也说，“整整十年，我全力投入新闻工作。文学于我，就像戒了毒瘾。”

“在这段时间，你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吗？”桌上有一道美味的小管鱿鱼麻辣火锅。只是在鱿鱼体内有一段咬不断嚼不烂类似于塑料质地的东西，我需要不时将其从嘴里拽出来。刚刚吃完一条鱿鱼，又在她叙述的间隙，我见缝插针地问道。

“憋不住的，十年后还是发作了。”须一瓜毫不迟疑地回答。正是因为感受到了本职工作和文学创作之间的职场微妙，“须一瓜”这个她使用了几十年的笔名就此诞生。她的原意是通过笔名，远远拉开和自己生活的距离，用匿名身份创作。她一开始想用“阿一瓜”，后来感觉太轻浮随意，便取母姓“须”，于是有了人们熟知的“须一瓜”，也有了那些让读者们所熟悉的故事。

须一瓜的真实身份还是没能隐藏太久，原因就在于她未能完全将真实生活和文学创作分离开来，还是在作品中留下了自己的生活痕迹。在她发表的一篇小说中，描写一个郁闷人物在报社工作，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在这家报社，每天上午食堂都会送点心餐到编辑大厅——在现实生活中，这正是须一瓜自己所在的报社特有的工作福利之一。同事在《小说月报》读到了这个细节之后，很快有人猜测出这个“须一瓜”绝对是“自己人”。

“被告人在看着第二审判庭偏高的窗口。法庭上很安静。检察官在偷偷嚼口香糖。辩护席上，律师和助理都看着他们的委托人。助理忍不住对被告人轻轻“喂”了一声，他们的委托人收回了看窗外的眼光。最后陈述！助理拽着脖子低声提醒。”——小说《雨把烟打湿了》里，这样一段充满细节的法庭描写一下子便把读者带到作者设置的情景之中，很容易让读者认为这是作者的一段亲身经历。

须一瓜告诉我，她创作的大多数小说其实并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基础，记者和作家这两重身份对她的影响和塑造，也要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例如小说《雨把烟打湿了》，整个离奇的案件和对于人性的挖掘和反思，其实都是源于某天在她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雨把烟打湿了”——这样一个湿漉漉的画面而已。又如长篇小说《甜蜜点》，其中涉及到了拆迁、阴谋、杀戮、复仇等等要素，其实作者完全是根据几个关键词和一首流行歌曲的意境便构建起了整个故事的架构。对于一个创作力旺盛的作家来说，任何因素都可能是触发她进行创作的契机。“写小说是有密码的。你拿了密码进去，就是你的写作世界就是你的作品。灵感就是这样来了：一首歌，一个词，或是一个场景。”

十多年的记者生涯究竟为须一瓜的写作带来了什么？随着她的讲述，我意识到记者训练对她的帮助，可能远大于仅仅为小说提供一些读上去更加可信的细节。在经过了以记者工作为主，私下进行文学创作的时期之后，这两份看似有冲突的工作开始逐渐融为一体，甚至进入到了一种可以相互滋养的阶段。用须一瓜自己的话说，就是“记者写作和作家写作只是在表面上有所冲突。新闻写作并不是练笔的机会，而是提供给作家更广泛的洞悉社会，考察人心的角度与距离。”

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新闻可以激起须一瓜的思考，进而被加工成为小说的题材。在20世纪90年代，源于一个派出所提供的新闻线索，须一瓜自己报道的一则“本报讯”，让她陷入了思考：当时一个在夜场工作的女子在半夜下班回家途中，被两歹徒尾随入室。该女子遇事不慌，哄骗劫匪，最终得以逃脱，劫匪也很快落网。

派出所警察赞叹女子临危不惧，有胆有识。这则新闻本身也算是有趣有益。但新闻一交稿，须一瓜又展开了思考的触须，认为它可以承载更多的内容：如果是一对夫妻在家中遇到劫匪，双方的反应态度会有怎样的不同？如果男方只希望花钱消灾，保护家人平安，而女方则希望丈夫奋勇反抗，与歹徒性命相搏，其间的矛盾又如何化解？面对危险的不同反应，其实表现了女性在爱情中对英雄的渴望以及男性对于世俗和家庭的妥协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了小说《淡绿色的月亮》。在故事中，在夜里升腾起的淡绿色的月亮犹如一个图腾，象征着男女在爱与生活中不同的重心：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什么是英雄气概，什么是地久天长？无数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对此产生了强烈共鸣。这样的故事与触发作者灵感的新闻，已经是南辕北辙，但它看起来质地过于真实，读者很容易以为这是真实事件。对此，须一瓜说，新闻结束了，而小说才出发。

在这次晚餐中，我的身份究竟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读者，或者是一个见到偶像作家的粉丝？一时间我也难以分清楚，只是觉得机会难得，想要多发问。不过须一瓜指出了其中的危险所在：解释自己的作品并非作家的责任，与作者的交流也可能反而限制读者的想象力。作家完全不必对自己的作品解释太多，因为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力。作品是可以大于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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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桃桃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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