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笑话是一种社交，如果有的人你怎么都逗不笑，这也不怪你。伊格尔顿在《论幽默》中说，桑多尔·费伦齐指出：“完全正直的人和完全邪恶的人一样，都不容易发笑，因为正直的人不会产生那些可耻的感受，邪恶的人则不感觉到禁忌的压力，也就不认为违背禁忌有什么刺激的。”

《论幽默》书封

一则英国笑话说，夜里，一女的叫醒她丈夫说：“厨房里有个小偷在吃我做的牛排和腰子派！”她丈夫说：“哦，亲爱的，我该打电话叫谁呢，警察还是急救车？”

英国社会学家吉利斯皮女士说，不要轻易感到自己受到了这些笑话的侵犯。“笑话玩弄禁忌，笑话里总是会有一个笑柄。但要区分笑话和讲笑话的人。讲笑话的人不一定持有或同意笑话中表达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被一种观点逗笑却不接受它。”

令吉利斯皮感到遗憾的是，笑话调查的结果显示，由于电视、电子邮件和短信的影响，好像人人都在讲同样的笑话。英国人的幽默感已经消融了。本来英国人的幽默感犀利、反讽、强烈，充满自嘲和自我贬低。英国笑话还揭示了等级社会的不平等，有些笑话挑战、颠覆规则和禁忌，逃离角色和规则，暴露伪善，批判社会秩序。

英国历史学家海韦尔·威廉姆斯说：“排队、虚伪、雨中漫步、朋克音乐、童子军、买传记、园艺、普通法、猜火车、酒馆，英国人列举的自己的性格构成无穷无尽（列清单本身也是他们的一个特征），但有一个特征能够统摄和解释其他的特征——古怪。”

在别的国家被认为古怪的行为，在英国则会被认为有趣、令人羡慕。英国人的宽容、自由、拒绝对权力卑躬屈膝，加上古怪、风趣、讽刺、让把自己太当回事的人出丑，这些能给一本正经的生活加上点光辉和幽默。

海韦尔·威廉姆斯说：“说到古怪的有趣之人，西班牙人会搬出堂吉诃德，法国人会搬出雅克·塔蒂，这两个人也许确实怪异，但堂吉诃德的烦恼太形而上，塔蒂的疯狂又太恼人。对英国人来说，怪异是一种慰藉。跟英国人爱好讽刺的特征一样，褊狭的怪异不是要惹怒人，是用来帮助自己接受荒谬、残酷和邪恶的现实。这种慰藉是一个等级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人人可享的慰藉。英国人的幽默感也导致他们的漠不关心。下雨时也能笑出来是自由的表现，这是专制统治的整齐划一所不喜欢的。”

到17世纪末，出现了英国人独有的性情。他们的幽默感不同于欧洲大陆贵族的风趣。英国人觉得揭穿装腔作势比文字游戏更有趣（虽然如莎士比亚所示，英国人玩双关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习性更喜欢逗弄人，而不是玩概念。它的显著特点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反英雄主义。莎剧中的福斯塔夫说荣誉不过是一个词。英国文学一直是反史诗、愤世嫉俗的，对宏大的风格与架势持怀疑态度。

这样一则英国笑话可以说是反英雄主义的：一个人去拜访他的一位农夫朋友，看到有一头猪有一条腿是木头做的。他便问：“为什么你的猪有一条腿是木头的？”农夫回答说：“那头猪很了不起。它每门课都是优秀，它能做算术，还是我的孩子最好的朋友。”那个人接着问：“是，但为什么它有一条腿是木头的？”农夫回答说：“失火时它救了我妻子和孩子的命，它是最好的。”那人说：“但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农夫说：“你傻啊？这么好的猪你不会一下子全吃了吧。”

一个有些类似的笑话：哈利在都柏林被公交车撞倒了。在医院里，医生对他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问他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他说想先听坏消息。医生说，我们得把你的两条大腿截掉。他问，那好消息呢？医生回答说：“邻床的那个人想买下你的新鞋。”

关于笑话为什么好笑，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理论：优越论、宣泄论、失谐论。弗洛伊德认为，开玩笑代表释放出那些我们用来维持社会必要束缚的精神能量。亵渎笑话允许我们放宽某些禁忌。如这样一个笑话：克林顿和教皇在同一天去世，由于某种程序错误，克林顿被送往天堂，教皇被送到地狱。不过错误很快被修正了，这两个人返回的路上相遇，聊了几句，教皇说他期待在天堂见到圣洁处女玛利亚。克林顿说，他已经晚了十分钟。